经济管理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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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俏, 沈俏蔚, 张峥, 王涵宜

2025, 4(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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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难以全面反映发展质量、社会福祉及生态环境代价，无法满足对可持续发展成效进行科学评估并以此为基础引导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本文聚焦于构建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总量衡量指标。具体而言，通过构建能够反映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调整因子，本文将传统GDP折算为“有效GDP”。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有效GDP”能够更全面地衔接发展成效、民生福祉、可持续发展目标，其解释能力优于传统GDP及现有替代指标。本文提供了一个简洁、有效、易于应用的概念框架，为全球范围内评估和推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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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影响下的消费者主体变迁研究

高友江, 杨雪, 徐菁

2025, 4(4): 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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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广告抵触行为对购物决策与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本文以福柯的权力-话语-主体观为视角，分析消费者在古典时代、印刷时代、电子时代和数智时代四个广告发展阶段中的主体变迁。研究发现，在古典时代，广告对消费者的塑造较为有限；在印刷时代和电子时代，广告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在数智时代，广告通过个性化、机制化和程序化手段，塑造了高度受控的消费者，并促使其在自我规训中转化为主动购物者。同时，广告借助评论与净化机制，引导并强化消费者的认知与行为，部分消费者甚至成为广告的合谋者。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广告与消费者的和解之道：企业应削弱广告规训，推行广告共创模式，强化帮扶功能，促进广告产业良性发展，并引入第三方制衡；而消费者则应通过以直言为核心的自我技术，成为践行自由的伦理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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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税效应还是杠杆效应——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企业增值税负担

陈宇, 吴彬桢, 杨虎, 李新阳

2025, 4(4): 6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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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其应用对企业增值税税负的影响关乎财税政策的适配性。本文基于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与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考察了2009—2013年间企业购置机器人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购置机器人在购置当期显著降低了增值税税负率，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机器人购置通过双重路径影响税负：一方面，机器人作为固定资产投入带来的大规模进项税额抵扣，直接减轻了当期税负；另一方面，机器人提升生产效率并推动产出扩张，显著增加了后期销项税额。购置当期，进项抵扣效应占据主导；购置后期，杠杆效应逐步显现，带来税负回升。本文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影响企业税负的微观机理与时滞特征，为动态优化激励智能制造发展的精准化财税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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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影响实质：券商合规监管影响下的研报预测指标多样性与研报信息质量

吴伟立, 李文铎, 陈文

2025, 4(4): 8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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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检验了卖方分析师研究报告（研报）预测指标多样性影响研报信息质量的合规监管机制。研究发现，研报预测指标多样性显著提升了盈余预测质量（降低预测误差和乐观偏差），但对股票推荐评级的投资价值无显著影响。将预测指标多样性拆分为券商层面和个人层面后发现，仅券商层面的预测指标多样性可以提升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分析师个人层面的预测指标多样性对盈余预测质量无显著影响，且二者对股票推荐评级的投资价值均无显著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在券商受证监会处罚后半年内，券商层面的预测指标多样性对盈余预测质量的提升作用显著增强，并且增加了不同预测指标之间的自洽性。上述结果表明，研报预测指标多样性反映的是券商对分析师的合规监管，而非分析师私人信息。最后，尽管预测指标多样性不源于分析师私人信息，但券商层面的预测指标多样性仍能改善股票流动性和股价信息效率、降低整体的股价波动率和噪音驱动的股价波动率，说明券商对研报预测指标多样性的形式合规监管要求对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仍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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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市公司变相股权融资和减持套现：关于可转债发行的研究

张劲帆, 张宇哲

2025, 4(4): 13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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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深入研究了中国可转债发行过程中的价格扭曲、大股东发行动机和中小股东保护等问题，揭示了它们之间的深层联系。本文发现，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的首要目的是进行变相股权融资。由于中国可转债统一采用面值发行（100元/张），控股股东通过设定尽可能低的转股价，使得可转债的内在价值显著高于其发行价格，造成可转债上市首日的超额收益率高达19.1%，远高于发达国家1%~1.5%的平均水平。大股东通过行使股东优先认购权购买低价可转债，避免自身股权受可转债低价转股稀释而造成的损失。中小股东由于信息认知和资金不足，未能充分行使优先认购权，在单次可转债发行中平均承受8363万元的损失。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在控股股东减持受限的情况下，控股股东还会通过折价发行可转债实现变相减持股票套现。最后，由于一、二级市场存在巨大价差，投机者在可转债发行公告后集中买入公司股票以获取可转债优先认购权，导致股价出现剧烈波动。本文研究揭示了一种中小股东利益受损的新机制: 控股股东自身虽然并未直接侵害中小股东权益，但是在利用外部投资人实现自身目标的过程中，使外部投资人从中小股东处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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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三审合一”与中国企业创新

周城溪, 尹志锋, 郭冬梅, 樊晓烜

2025, 4(4): 16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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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度建设“增激励”、以法律实施“强保护”的“三审合一”改革，是建设高效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服务加快发展以创新为根本特征的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制度创新。本文在理论层面探究了“三审合一”改革影响中国企业创新的内在机理，手动整理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三审合一”改革的具体实施进程数据，并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系统探究全国“三审合一”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三审合一”改革具有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增强高管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是“三审合一”改革促进企业创新的主要途径；②相较于知识产权法庭与“二合一”的改革实施方式，知识产权法院与“三合一”的改革对于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大，且“三审合一”改革能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质量，具有“增量提质”效应。③“三审合一”改革对于面临较高诉讼风险的企业、高研发溢出产业的企业，以及位于知识产权中介机构较少地区的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本文从激励企业创新角度评估了“三审合一”改革的政策效果，为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建设提供了实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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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上市公司供应网络会提高客户企业创新吗？

姚东旻, 王子豪, 彭卓然

2025, 4(4): 20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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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升供应链水平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政策导向下，企业能否通过加入高质量供应网络提升其创新水平成为理论与实践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前五大客户与供应商数据，构建逐年上市公司供应网络，进一步借助客户企业加入上市公司供应网络的准自然试验，采用系列因果识别方法识别其因果效应。研究发现，客户企业加入上市公司供应网络后，其创新产出显著增加，主要通过采购高质量产品获得技术溢出而实现，具体表现为机器设备升级、物质资源改善和附加值提升三条路径。异质性分析从行业特征、企业特征、供应商特征三方面展开，结果表明该效应在资产密集型行业、高市场集中度行业、价值链中上游行业、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供应商集中度高企业以及供应商与客户同一行业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该效应受到供应商创新水平的正向促进和客户企业自身创新水平的负向影响。本文从加入上市公司供应网络出发，揭示了企业通过采购高质量产品而提升创新水平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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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关系变动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

耿勇, 李林欣, 耿冉晨

2025, 4(4): 23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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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竞争加剧与开放式创新深化的背景下，协同创新已成为企业整合外部资源、应对不确定环境的关键路径。基于2010—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从供应链市场端动态关系视角考察客户关系变动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客户关系变动显著抑制企业协同创新；关系专用性投资在客户关系变动与协同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客户关系变动通过降低企业对关系专用性资源的投入，间接削弱协同创新效能；市场竞争构成这一路径的重要情境边界——在竞争更为激烈的市场中，客户关系变动对协同创新的直接负向影响及其经由关系专用性投资传导的间接效应均被强化，直接调节效应在非高科技行业和低成长性企业中更为显著，在高科技行业和高成长性企业中则不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客户关系变动对协同创新的抑制作用仅存在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且在大规模、高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本文通过构建“客户关系变动—关系专用性投资—市场竞争—协同创新”的分析框架，从动态性、机制性与情境性三个维度深化了协同创新与供应链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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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创业的多维影响因素研究：一个结构化文献回顾

罗荣华, 路晓蒙, 陆艺升, 和泽慧

2025, 4(4): 27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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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以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就业为核心的新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创业被寄予厚望，成为驱动经济升级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特别是在家庭层面，创业活动不仅承载着提升家庭经济能力的现实目标，也反映出对结构性转型的积极响应。本文从内驱力和外驱因素两个角度对现有影响家庭创业因素的文献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揭示了家庭创业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具体来说，内驱力包括个体特征和家庭背景，如年龄、性别、风险态度、人力资本、认知能力和家庭背景等；外驱因素包括来自外部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如社会文化、社会发展、制度和政府管制等。这两个角度都会对家庭是否选择创业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本文认为，优化分层创业支持体系、强化信贷约束缓解机制、激活社会网络正向效应、推动数字化与创业深度融合、健全社会保障与创业激励的平衡机制等，均是推动家庭创业与新质生产力融合的关键政策方向。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关注内驱力与外驱因素的交互机制，拓展跨学科研究范式，探索创新导向的家庭创业路径及其生命周期演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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