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科技竞争从“单点突破”转向“生态主导”的今天，独角兽企业既是新质生产力的“孵化器”，更是大国战略的“温度计”。本文基于2009—2023年中国境内VCPE（含政府引导基金）机构投资事件数据，探究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活跃度与培育独角兽企业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投资行业与独角兽企业行业分布形成显著交集，印证了政策引导与市场选择的深度协同。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活跃度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区域内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增长，区域差异化指数和营商环境水平对上述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进一步，本文提出，政府引导基金培育独角兽企业的效能提升依赖于三大核心逻辑：以精准投资（X）锚定技术长板、以生态赋能（Y）优化区域能力、以协同深化（Z）重构创新网络，并结合合理有效的机制设计保证资金真正流向具有长期价值的企业，为培育世界级独角兽企业、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提供持久动能。

青年创业是解决青年就业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创新的重要途径。然而，青年创业者在经济波动期的特征与表现仍缺乏系统性实证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OSOME)超过20万名创业者(含10万多名青年创业者)的调查数据，致力于探究青年创业者的群体特征、经济波动期的表现特点以及政策支持现状。本文研究发现，青年创业者呈现男性主导(76%)、教育水平持续优化、服务业集中(82%)、一线城市集聚等特点，并通过聚类分析识别出三类典型群体。与非青年创业者相比，青年创业者在行业选择上更加灵活，在经营指标上波动性更大且表现偏弱，在融资行为上呈现“高需求、多渠道、高成本”的特点。此外，研究验证了小微创业作为青年就业“蓄水池”的功能，在外部冲击期间青年创业比例显著上升，在就业环境改善期间则明显收缩，且对经济增长和政策调整等因素反应敏感。本文研究还发现，青年创业者主要面临市场需求疲软、能力局限、信息障碍和资金短缺等挑战，且仍有40%~57%青年创业者未能享受任何政策红利。基于此，本文建议强化内需扩大政策，优化金融支持体系，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提升政策支持精准度，从而构建更加有利于青年创业发展的支持体系。

本文基于企业注意力基础观，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高管创新注意力指标，采用熵权法构建企业创新环境友好指标，分析了高管创新注意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创新环境友好指标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研究了高管创新注意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具体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创新注意力能够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具体而言，当企业创新环境友好时，高管创新注意力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总产出和策略性创新产出的正向影响会有所强化，但对实质性创新产出的正向影响的强化效果不显著。最终，高管创新注意力通过增加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能够提高企业绩效。

本文以2006—2022年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募可转债为样本，首次从发行、存续到退市的完整生命周期视角，研究了中国公募可转债实现变相股权融资的具体机制。本文发现，当定向增发面临困难时，上市公司更加倾向于发行可转债作为替代方案。可转债发行后，为激励投资人迅速转股，上市公司会通过实施系统性的盈余管理来提振市值，并利用赎回条款强制可转债转股。当股价长期低迷时，上市公司会通过下修转股价格促成可转债转股。这一系列措施共同解释了中国高达95%的可转债转股率。最后，本文进一步发现，在上市公司促进可转债转股过程中，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了损失。

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核心的营销科技应用极大地推动了企业营销策略的优化，提升了营销效率和供需匹配的精准度。然而，营销科技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治理层面的多重挑战。本文从消费者、企业、市场三个层面深入探讨营销科技应用中的治理问题，重点关注消费者隐私保护、企业算法治理以及宏观影响和政策治理，回顾并分析了现有文献，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高管离职和继任不但事关高管个人职业生涯，更决定着整个组织的发展。Finkelstein et al.（2009）系统回顾了自Grusky（1960）以来近50年的研究进展，并提出了26个命题。易希薇等（2017）回顾了2000—2016年的研究，并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迄今，该领域又积累了许多新成果。然而，自Finkelstein et al.（2009）以来，尚无研究系统检视其命题的验证情况，更无研究提出新命题。鉴于此，本文聚焦高管离职和继任，系统回顾2008—2024年间发表于54种中英文重要期刊上的190篇文献（含78篇中文文献、112篇英文文献）。首先，分别梳理了CEO离职和继任的原因与效应；其次，回顾了非CEO高管更替的前因和后果并与CEO进行比较；最后，考察了中国情境下高管更替的独特性。在此过程中，本文检验了Finkelstein et al.（2009）所提命题的验证情况，提出了17个新命题，并从六个方面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在工业 4.0 加速推进的背景下，自动化技术正深刻重塑制造业的工作场景，改变了员工的协作方式与任务分工。在这一新情境中，同事离职事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协作中断与信息配合障碍，但其对员工生产力的动态影响机制尚缺乏系统性的理论解析与实证检验。本文基于信息加工理论（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使用中国某重型装备制造企业 2019—2023 年间 333 名一线工人的月度面板数据（7 087 人月），并辅以补充访谈，采用混合效应不连续增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留任员工在同事离职后生产力先降后升，且在高自动化岗位，负向冲击更强、恢复更缓慢，显示出自动化加剧了离职带来的信息加工负荷与认知挑战。理论上，本文拓展了信息加工理论在自动化情境中的适用边界；实践上，本文为企业在自动化转型与员工流动并存的情况下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参考。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在线医疗社区（Online Health Community，简称 OHC）应运而生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成为线下医疗的重要补充部分。在线医疗改变了传统的医患交流模式，使医患之间的交流从线下面对面的沟通转变为借助文字、语音等计算机媒介进行。在交互媒介变化的情景下，医生如何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服务以提升患者的诊后满意度，已成为当前的一个热点研究问题。因此，本文以文字和语音两种媒介为切入点，研究患者对医生回报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社会支持理论，本文构建了影响患者回报行为的理论模型。通过收集国内某在线医疗问诊平台的数据，以患者是否进行回报作为因变量，以医生的声音亮度、语音位置集中度、表情符号使用频率和语气的肯定程度作为核心自变量，建立逻辑回归模型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当医生发送文字信息时，语气越肯定，使用的表情符号越多，患者越容易对医生产生回报行为；当医生发送语音信息时，语音越集中，音色越明亮，患者越容易产生回报行为。在理论方面，本文从文本和语音两个方面探究影响医生信息传递和情感传递的因素，既丰富了社会支持理论，也揭示了医患在线交互过程中沟通媒介的作用和影响机制。在管理实践方面，本文的结论可以指导医生和在线医疗平台优化在线问诊服务的交互方式，从而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提高在线医疗行业的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