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数据量的大幅增长，人工智能在商业模式创新和演化中的作用日益受到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尽管当前人工智能与商业模式相关的研究仍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并且主题和内容分散，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潜力巨大。本文系统地回顾了70篇国内外关于人工智能与商业模式交汇的既有文献，明确区分出了四大类研究主题：人工智能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基于人工智能的商业模式原型、人工智能使能的商业模式演化，以及人工智能与商业模式的共演。通过深入分析，本文揭示了当前研究的局限性，并且梳理出了已有研究框架。针对各类研究主题，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具有重要价值的未来研究方向，旨在为该领域的深入探索和实际应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企业是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载体，因此注册企业数量被广泛用于衡量经济活力和企业家精神。然而，注册企业数量与从事正常经营活动企业数量之间存在差距，忽视该差距直接用注册企业数量来分析，得到的结论可能是有偏的。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随机抽取的六省市近5万家工商注册企业的走访记录，发现35.2%的注册企业无法通过任何联系方式（包含地址和电话）找到，处于失联状态。结合经济活动大数据的分析显示，失联企业更可能出现在企业黑名单中，其从事正常经济活动的比例更低，有更高的可能性是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空壳企业。失联企业更多集中于产业政策较多（用政府消费来衡量）的高技术服务业和营商环境较差的地区。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相结合的主要方式，也是实现产业升级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明确要求。但是，目前学术界仍然缺乏对于广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水平的定量评估。本文利用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开展的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获得的一手数据，定量描述了中国企业互联网使用、数字化管理、线上业务分工、数字化机器四项数字技术的采用情况，并使用欧美国家相似调研数据进行国际比较，进而总结当前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典型事实。本文具有如下发现：第一，中国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已经普遍采用了数字技术，但数字化进程仍然具有区域、行业差异；第二，中国企业的互联网使用和数字化管理的采用仍然落后于欧美国家，但电子商务和短视频媒体的采用处于领先地位；第三，规模越大、年龄越小、员工工资越高的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概率越高；第四，中老年企业家由于缺乏数字技术相关知识而更难开展数字化转型。本文为中国在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特别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等专项行动，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Enterprise Survey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简称ESIEC）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中小微企业的调查填补中小企业创新数据缺失的空白。本文首先对创新测度和创新调查相关的理论和文献进行了梳理，其次对ESIEC的问卷设计进行了介绍，然后对ESIEC的企业创新数据的基本事实进行了分析，最后用CDM（Crepon, Duguet, and Mairessec）模型分析了中小微企业中研发、创新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ESIEC的中小微企业中，研发、创新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与文献结论一致。相比中国现有的创新方面的微观数据，本文所依托的ESIEC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突出优势：①涵盖多维度的创新测度和较为全面的创新方面的信息，不仅有与国际通用创新调查数据相同的调查信息，还考虑了中国的经济特色，包含了一些与高质量发展相关的指标；②调查对象包含了小微企业；③调查对象不仅包含制造业，还包含多种服务业；④与国际上很多微观层面的创新调查采用线上或电话调查不同，ESIEC采用了由受过严格训练的访员面对面调查企业负责人或高管的方式。总之，ESIEC数据可以被很好地用来分析中国中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动。初步分析结果表明，基于ESIEC的创新分析结果与文献一致：①企业规模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②研发促进了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③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都能促进劳动生产率。因此，ESIEC数据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并且可以与欧盟创新调查（CIS）和美国的年度商业调查（ABS）进行可比性分析。

基于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ESIEC）2018年和2023年两轮数据，本文以新冠疫情冲击为例，系统考察了负面经济冲击下，中小微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和做出的调整。本文发现：①负面冲击在供给侧对中小微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供应链断裂导致的“停摆效应”；②为应对负面冲击在供给侧的冲击，强化供应链韧性，企业需要系统调整供应商数量和空间布局，同时也承担了更高的交通、交易成本，这些调整在产业集聚程度较低的地区表现更为明显；③负面冲击在需求侧对中小微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市场萎缩带来的“紧缩效应”；④为应对负面冲击在需求侧的冲击，企业需要进一步发掘客户资源，强化创新力度，调整商业模式，从而保证市场规模，提高盈利能力，而能否及时、有效地进行这些调整与企业和企业家的资源、背景高度相关；⑤负面冲击对企业营收和毛利润率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并可能导致“疤痕效应”，迟滞中小微企业的恢复和发展。上述发现有助于理解后疫情时代影响中小微企业恢复进程的关键机制，也为有针对性地设计助企纾困政策，实现经济高效、均衡复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证据。

创业网络对于新创企业的存活和发展而言意义重大。伴随网络能动观的提出，创业网络研究开始关注创业者结网（Entrepreneurial Networking），探讨“创业网络从何而来”的问题，即创业者如何建立和发展创业网络。然而，既有研究未能清晰界定创业者结网的概念内涵及其背后的决策逻辑，对于创业网络来源多样性及其原因的体系化研究框架亟待整合。基于文献回顾，首先本文结合目标与行动先后顺序的不同理论假设，明晰创业者结网的概念内涵与策略类型；其次，梳理创业者“决策逻辑-结网模式”的逻辑链条，系统归纳创业网络“搜集”“汇集”“搜集＋汇集”三条来源路径，并引入不确定性这一关键条件，从区域、企业和个体三个层次解构不同路径的适用边界；最后，从细化创业者结网概念、探索数字组织场景新议题、拓展研究方法三个角度提出未来研究方向。本文通过刻画创业者结网研究的“认知-行为”路径框架，为拓展能动观视角下创业网络来源研究以及推动创业网络微观机制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

电话销售在汽车营销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其面临着市场上客户意向差异显著的挑战。这一差异大大增加了电话销售人员的工作难度，降低了营销效率。因此，通过客户的回答准确甄别出具有真实购车意向的重点客户，是提升电话销售效率和效果的关键。本文基于语音分析技术提出了一个客户购车意向甄别模型。该模型通过分析电话录音，从客户的情绪维度、态度维度以及认知维度来建立指标体系，并利用逻辑回归方法来构建分类模型。本文使用542条真实客户的语音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客户的情绪唤醒度和耐心程度与他们的购车意向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原模型、AIC模型和BIC模型外样本检验的AUC值均超过了92%，展现了出色的识别精度。此外，为衡量该模型在真实场景下的性能，将负例通过Bootstrap方法扩大，同时保持正例不变，发现在23.1%的覆盖率下，模型可实现90%的正例捕获率，进一步证明了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在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中，如何避免银行挤兑并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是中国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Diamond和Dybvig的金融中介理论，构建了一个多部门银行挤兑模型，通过考虑家庭部门取款需求的异质性与银行利润最大化的问题，分析由新闻冲击所导致的银行挤兑风险。研究发现，银行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导致更多资金流向非流动性资产，进而产生流动性错配问题，导致银行在面临挤兑问题时产生更大的福利损失。本文进而引入流动性覆盖率对基准模型进行扩展，并分析该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经济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最优流动性覆盖率要求能够显著降低银行挤兑风险，进而降低社会总福利损失，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最优流动性覆盖率内生于家庭的异质性，过高或过低的流动性覆盖率要求则无法降低银行挤兑风险；此外，当模型存在不确定性时，流动性覆盖率的政策成本会大幅度增加。本文研究对于防范银行挤兑风险与完善宏观审慎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随着党委成员进入公司董监高的法定程序与机制不断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体制促进“党组治理”与“现代公司治理”有机融合，形成双重治理架构。基于2002—2020年215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本文探究了党组参与银行治理的风险防范效应，并从党委书记和董事长“两职合一”到党委成员进入董监高等多个维度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党组参与治理显著降低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进一步地，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党组参与治理主要通过班子成员进入董事会来有效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提高金融体系韧性。具体通过降低大客户集中度、熨平经营波动性来实现，而非紧缩贷款、囤积流动性。因此，党建与银行治理的融合有效地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的能力。本文检验了党组参与银行治理的作用机制与风险防范效应，丰富了中国特色金融企业制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本文基于利益分配视角，构建大数据联盟、大数据联盟成员与政府相关部门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对各主体决策影响数据有效共享进行了理论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虽然伴随着数据价值潜在收益的提高，大数据联盟泄露数据信息攫取高额利润的概率增大，但政府采取保证金利益分配的监管方式仍具备一定的治理效能。②大数据联盟决策很难受到声誉等社会收益或损失的影响，社会层面的多元共治对其博弈策略选择缺乏影响力。③大数据联盟成员对保证金制度敏感性较高，此举措作为数据治理补偿可以有效缓解大数据联盟成员搭便车现象的出现，但政府在评估治理措施改善数据市场的同时也需要考量保证金的收益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本文所构建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可为完善数据共享治理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