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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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 林木西, 刘俏, 沈坤荣, 吕炜, 刘守英, 周黎安, 周加来, 袁红林, 郭克莎, 龚六堂, 梁仰椿, 蔡熙乾, 曹小勇, 陈媛媛, 陈钊, 范志勇, 郭冬梅, 何文盛, 侯成琪, 孔东民, 林建浩, 刘洋, 苗建军, 倪红福, 马弘, 戚聿东, 施骞, 沈灏, 张群姿, 谭英双, 孙景宇, 祝梓翔, 王垒, 魏楚, 徐航天, 张麒, 张中祥

2026, 5(2):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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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在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要求下，坚持以中国实践中的真问题为导向，遵循规范化的研究方法，并在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理论创新。2025年11月15日，“首届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前沿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牵头，联合35所国内院校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学术共同体共同发起，以“新发展理论与新发展格局”为核心议题，深度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从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等维度，探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制度化条件。《经济管理学刊》编辑部现将部分与会者的精彩发言整理成文，以飨读者。《经济管理学刊》主编刘俏教授写下编者按，以为读者阅读本文提供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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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赶超变成冲突：人口、总体实力与无摩擦全球化的终结

陈玉宇

2026, 5(2): 5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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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的《21世纪的若干宏观经济学》一文为全球趋同（Convergence）提供了一个乐观的基准（Lucas，2000）：随着工业革命的扩散，后发国家通过采用现有知识而快速增长，世界收入差异终将缩小。本文认为，卢卡斯机制依然强大，但并不完整，因为它将国际扩散环境视为外生。关键在于区分收入趋同（Income Convergence）与实力趋同（Power Convergence）。一个体量庞大的追随者（Populous Follower）在变得富裕之前，就可能早已具有了系统性重要地位：若其人口是前沿国家的四倍，则当它的人均收入仅为前沿国家水平的四分之一时，便已达到总量均势（Aggregate Parity）。当一个大型追随者接近总量均势时，前沿国家维持广泛开放的动机就会减弱，贸易、技术、金融、供应链和科学交流将变得更具选择性。其结果是内生的扩散拥堵（Endogenous Diffusion Congestion）：赶超行为反而削弱了使赶超成为可能的秩序的开放性。这种拥堵会外溢到其他同样依赖以前沿国家为中心的扩散渠道的追随者身上。同时，大型追随者自身也可能成为与发展相关的扩散的一个中间来源。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前沿国家、大型追随者和其他追随者的简单框架，并探讨了世界经济如何从无摩擦全球化走向选择性、多元化或碎片化的扩散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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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引进政策与地方政府竞争：特征事实与研究展望

王禹石, 杨宇, 张庆华

2026, 5(2): 8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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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人才的作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日益凸显。过去十年间，多个城市在放开户籍限制后相继进一步出台了大规模的人才引进政策。本文基于人才补贴政策的视角，对中国城市间“人才大战”的发展历程、时间和空间的特征事实、地方政府间的策略竞争互动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本文首先通过对全国各地级市出台的人才政策文件的全面搜集，构建了各地级市在2008—2019年间的人才补贴指数。研究发现，中国各地级市的人才引进政策，在时间上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爆发特征，在空间上则表现出由东向西梯度递减的格局，并与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的倒U形关系。此外，地级市政府在人才引进政策的制定中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即城市的人才补贴强度受到其潜在竞争城市政策的显著正向影响，这为“晋升锦标赛”驱动地方政府间策略性互动的理论提供了证据参考。最后，本文对研究人才引进政策影响的文献进行了系统回顾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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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性养老金的初衷与基本养老保险“一支独大”难题的破解

杨再贵, 焦浩轩, 孙祎婉

2026, 5(2): 13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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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过渡性养老金的初衷是弥补“中人”（特指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已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职工）视同缴费年限对应养老金的缺失。然而，现行计算办法偏离了该初衷，增加了基金缺口和财政负担。本文根据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构建过渡性养老金精算模型，创立“中人”视同缴费年限对应的个人账户养老金精算模型，测评现行过渡性养老金计算办法偏离初衷导致的基金缺口和财政负担。研究发现，2006—2024年间现行过渡性养老金支出显著高于视同缴费年限对应的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前者的年均增速远超后者导致过渡性养老金超发额逐年扩大，成为加重财政负担的重要原因。为缩小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破解基本养老保险“一支独大”难题，并发展第二、三支柱养老保险，可采取以下措施：将现行过渡性养老金改为视同缴费年限对应的个人账户养老金；未来将相当于过渡性养老金超发额的财力转入第二、三支柱养老保险并使其发展壮大；提高缴费持续率和遵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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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精神：量化评估、多维比较与弘扬建议

张三保, 李佳芮

2026, 5(2): 15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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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五个方面（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社会责任、国际视野）为一级指标，本文建立起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评估指标体系，量化评估2012—2024年间中国沪深A股近3500家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并分别比较其在6类企业性质、12个主要行业及31个省级行政区域（文中统称为省份）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①2012—2021年企业家精神呈波动上升态势，并于2021年达至峰值；2022—2024年虽出现回落，但属于高风险环境下的战略调整，长期有望逐步回升。②省份层面，东部沿海省份总分持续领先，中西部部分省份在社会责任与爱国情怀方面表现突出。③行业层面，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勇于创新与国际视野方面优势明显，而基础及公共服务类行业则在诚信守法与社会责任方面更为稳健。④企业性质层面，央企国资控股企业与外资企业综合得分领先，民营企业在勇于创新维度表现较好。采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从而进一步验证了评估体系的有效性。最后，本文为新时代弘扬企业家精神提出了政策建议，并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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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知识产权纠纷与中国企业海外专利申请

尹志锋, 徐兴武, 徐青, 杨轩

2026, 5(2): 19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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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专利出海是新时代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增强知识产权战略能力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的企业调查部分的数据集，实证研究了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对中国企业海外专利申请的影响。研究发现，遭遇海外知识产权纠纷能够显著增强中国企业专利布局意识，促进海外专利申请，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显示，加大研发投入是海外知识产权纠纷促进中国企业海外专利申请的重要途径。异质性分析表明，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对存在出口行为、处于成熟期、位于高知识产权治理水平城市和位于“一带一路”倡议节点城市的企业的海外专利申请意愿促进效果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企业知识产权应对行为研究，为完善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战略、提升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能力提供了微观证据与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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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如何促进国有企业高科技并购？——基于动态能力视角

赵宇非, 刘国超, 郭建鸾

2026, 5(2): 22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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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人工搜集并整理了2008—2022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从动态能力视角，考察了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对国有企业高科技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①非国有战略投资者能够促进国有企业开展高科技并购，尤其是供应链型非国有战略投资者更能促进国有企业开展高科技并购；②机制检验发现，非国有战略投资者通过提升国有企业的动态能力，包括吸收能力、适应能力与创新能力，推动高科技并购战略的实施；③异质性分析显示，在高科技行业、管制性行业以及非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中，上述的正向关系更为显著；④进一步分析表明，高科技并购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比重、成长能力和所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进而提升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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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的双重代理角色与IPO定价效率研究

翟进步, 张梦玲, 胡艺璇

2026, 5(2): 26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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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制背景下的保荐机构跟投制度能否使企业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定价趋向公允呢？本文选取2019—2025年在科创板上市的571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聚焦保荐承销商兼具证券“卖方”与“买方”的双重身份属性，探讨了由此产生的双重代理问题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跟投制度加剧了保荐承销商的代理冲突，但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对该代理问题的权衡及内部互斥和约束力量的动态均衡，最终会促使企业IPO的估值和定价向更公允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衡量保荐机构承接IPO项目整体利润的初始净收入（承销费用减去跟投成本）显著提高了IPO定价效率，投资者的意见分歧是作用机制，具体表现为提高网下报价标准差和降低首日换手率。此外，初始净收入对IPO定价效率的提升作用在承销商声誉高、分析师关注度高、投资者关注度低的样本中更显著。最后，本文的研究证实保荐承销商的双重代理角色带来的博弈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IPO定价效率，但投资者需要注意警惕跟投期间“托市”行为引发的上市公司短期价值虚高风险，监管层应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充分发挥跟投期间保荐机构作为重要治理力量对上市公司经营质量的提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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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碎片化金融监管体制下的数字资产监管困境

王娴

2026, 5(2): 28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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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监管长期存在“州-联邦”双层架构与联邦层面多头监管并存的格局，各监管机构职能分工与管辖权重叠并存，不仅诱发了监管竞争与监管套利，还导致了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市场合规成本高昂及投资者保护不足等问题。上述体制碎片化问题在数字资产监管领域进一步凸显：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围绕数字资产属性展开“地盘战争”，各州通过差异化牌照规则形成“逐底竞争”，而国会两党极化与利益集团游说致使联邦立法屡屡陷入僵局。本文重点对美国2015年之后联邦监管当局及国会在数字资产监管职权划分、数字资产属性界定等方面的博弈与立法过程进行历时性研究，透视碎片化金融监管体制路径依赖下数字资产监管困境的深层根源——美国宪法确立的三权分立、两院制及联邦主义原则，天然孕育立法过程中的大量“否决点”（Veto Points），既显著增加了立法成本与推进难度，也使各领域长期存在的体制性积弊难以根治。与此同时，本文还对日本、欧盟、英国的立法过程进行了简要梳理。通过与美国对比，不仅可以深化对制度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解，即“历史制度遗产”与“现实集体行动能力”的交互作用如何塑造立法绩效，更能揭示路径依赖与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在制度变迁中的差异化效应。上述研究发现对理解全球数字资产监管格局的分化以及破解金融监管碎片化难题具有重要理论价值：技术变革虽具全球性，但制度回应仍深受各国国家结构、监管传统与政治经济权力配置的制约，形成“同技不同制”的多元监管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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