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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观点 | 周黎安:对我来说,一切生活都包含研究的灵感和内涵

周黎安,《经济管理学刊》编委会联合主任,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十佳教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市优秀教师。1988年和1991年分别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2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转型与发展。


一、学术经历


问:您从北大经济学院毕业,在斯坦福读完博士后回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任教,请问您是如何一步步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呢?


周黎安:我的故事可能没有那么典型,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我从来没有犹豫和迷茫过。我在中学阶段因为学业压力不大,在个人兴趣的驱动下就读了很多课外书,有过一些学术性的思考,于是早早地决定了自己未来做学术研究的道路。之后就顺其自然地选择读研、留校,毕竟当时能在国内受到的经济学训练还是很有限,所以又申请去斯坦福读经济学博士了。2002年回到光华任教至今。


问:您是如何确定自己具体的研究方向的呢?


周黎安:我一直以来对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也就是政治经济学这个领域很有兴趣,也觉得非常值得研究。所以,我在读博士期间就聚焦在这个领域,研究官员激励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毕业以后很快发表了一些相关文章,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便顺理成章地继续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了。


问:如何确定自己是否适合学术的道路呢?


周黎安:学术这条路不是非常宽广,只适合少数人,判断自己是否适合学术道路,首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观察自己内心深处是否有强烈的对于未知世界和人类知识的好奇心。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情充满疑问,带着这些问题不断探索和思考,将其作为研究问题来探索,这支撑着我们坚定地走在学术道路上。


其次,学术研究是非常枯燥和孤独的,是否适合学术道路也要看自己是否能接受单调重复甚至两点一线的日常生活。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学术生活看似单调重复,但在思考层面上每天又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有新的问题和新的灵感,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相较前往业界而言反倒是更加丰富多彩的。



二、科研建议


问:对于有兴趣从事经济学领域科研的同学,您认为他们目前除了完成院系的培养课程以外还需要做的是什么?


周黎安:首先,可以先自己多读一些书。我觉得只要有学术兴趣的人,一般是喜欢读书和思考的,这不仅可以判断自己是否具有学术兴趣,还可以从中感受自己可能感兴趣的研究方向。


其次,可以在合适的条件下跟着老师做一些研究。同学们可以近距离地看到具体的科学研究是怎么从初步的想法,经过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一点点地打磨成一篇有意思的论文的。而本科生开始参与项目,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数据收集。数据收集是非常枯燥的,但也是所有研究开始的第一步。最重要的是,同学们要去主动地体验科学研究的过程,反馈自己研究的感受,从而明白自己是否适合学术道路。


问:您是如何在那样的条件下接触到如此多的书籍的呢?


周黎安:这也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我在中学时期从各种途径渠道去“淘书”。从我中学的团委书记那里借来了胡绳先生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我们家隔壁住着一位想考大学的知青,他收集了一大堆书籍,其中就有于光远和苏星编著的三册本的《政治经济学》,我如获至宝。我喜欢看书,所以到哪里都去翻书,借来后就开始自己研究。另外,我父亲帮我办理了县城图书馆的借书证,在图书馆借到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籍。当时条件很有限,但因为我感兴趣,所以成天四处找书,见人就问,因此也淘到了不少好书。


最让我感到庆幸的是,县城新华书店那时候就已经在卖一些大学的书籍和名家每月写的文章合集(如《阅读与欣赏》)。我父母每月给我一点零花钱,正好够我买几本书。比较幸运的是,我们那个年代虽然也看重学习,但远没有现在这么卷,别说私教补习班,连课外辅导书都没有,这给了我很多看书和思考的时间,让我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下施展自己的兴趣。


三、教学相长


问: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职能,因此大学教授往往需要同时肩负科研和教学两个使命。您认为二者的关系是什么?您更享受哪个,又是如何在工作中平衡这两者的?


周黎安:首先,作为一个老师,教学是我的天职,是我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既是一份应尽的义务,也是体现自己价值的重要方面。其次,我觉得,教学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包括和学生打交道、寻找知识的讲述方式等。即便是那些最为基础的课程,比如《微观经济学》,我自己也会花很多时间,超工作量地去准备、思考。我有时候觉得教学其实是“教给自己”。你只要用心,看似在不断重复讲课,其实也会不断有新的认识、新的感悟,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即使我们给定同一门课、同样一本教科书,每个老师教的肯定会有不一样。这是因为老师都希望在课堂上展现自己的附加值,就像“摁上手印”一样教出自己的风格,这是值得探索的。


研究则更多是出于自己的好奇和兴趣。当你想要认识世界时,研究就会成为一种习惯。对我来说,没有研究的生活是很难想象的,一切生活都包含研究的灵感和内涵。


但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教学以及我的一些行政履职都是刚性的。所以从结果上,我做科研的时间都在被压缩而碎片化。我曾经打比喻说,我做研究就像是“到了晚上回家,借着月光在自留地上干活”。那该怎么应对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教学、研究和行政履职,他们是有着内在的促进关系的。比如我在全国政协这样一个新的平台,能够认识不同界别的精英,相互学习;去新疆、陕西这些地方做实地调研,与地方干部座谈,都有利于获得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知行合一。这是在校园里所无法拥有的体验。给博士研究生上课,可以讲自己最新的研究想法,与学生一起交流;在MBA、EMBA课程中,我会特意把自己的研究带到课堂里,给学生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学生也会依照自己的实践经验给我评论和反馈。这种师生互动经常会让我在课堂里产生新的研究想法。“把课堂变成研究现场”,是我平衡教学和研究的一个法宝。


四、学术与现实



问:学术研究来源于现实生活,那么学术研究能如何影响现生活呢?


周黎安:作为学者, 我做研究的时候主要关心的还是研究的学术意义,更多的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去解析经济社会现象及其背后运转的逻辑,学术性对我来说是第一位的价值。


当然,通过对中国地方政府运行的分析而形成的理论,确实会启发人们更加系统和理性地认识中国地方政府的一些现象和机理,对体制内或体制外的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了解到,不仅学术界会引用和发展我的这些理论,而且也有很多来自政府和企业的人士也在认真读我的书,我希望我的研究对他们重新理解中国有所帮助。


打个比方,学术研究和实际影响的关系就像是艺术批评家与艺术家的关系。艺术批评家是相对比较独立的第三方,能帮助艺术家换一个角度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作品;学术研究者也是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认识他们平常所做的工作,短期难以断言影响的有无和多少。如果有影响,当然是好的。但我首先看重的还是学术的意义和价值。



五、经济学视野


问:国内研究中国政治的其他一些知名学者,像周雪光,周飞舟等老师,他们都不同于您,是社会学或者是政治学出身的。像您的经济学背景,有没有为中国政治的相关研究贡献哪些独特的视角或者研究方法呢?


周黎安:像我的政治锦标赛、行政发包制等分析概念经常被经济学之外的学术同行所关注。很多人分不清我到底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或是社会学家——这也许可以说是我对这些领域所做的一大贡献。一个经济学家提出的分析概念可以在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法学、历史等领域产生影响,当然是可遇不可求的。比如社会学家一般不太喜欢经济学家的理论——他们不太容易接受经济学的分析假设和研究范式,我也许算一个例外。另外,我跟你提到的几位社会学家关系也比较好,我们之间有不少公开和私下的交流。


问:您说您跟他们关系好,其实也是因为您需要了解社会学等领域的东西?


周黎安:更多还是因为在提这些概念的过程中,我也希望听听他们的评论和反馈,同时也了解他们在从事的研究。毕竟经济学家对这些跨学科问题的研究是偏少的,而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这些领域的研究则非常之多,积累了很多的理论和经验知识。我跟他们当中一些学者关系好当然也有一些个人原因,比如在斯坦福读书期间我与雪光老师就有交往。这些个人关系也使我们之间更容易沟通,他们会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组织的学术会议,我的一些文章也发在社会学有影响力的杂志上。这些交流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这样我能看到他们的不同观点,对他们提出的解释,我也可以提出我的再解释,双方就可以交锋、碰撞,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


问:看到您在《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前言中也感谢了张维迎教授等人的帮助,而其中一些人现在进入了国发院做研究。我们注意到您与政府治理、经济转型等方向有关的研究也与“国家发展”有密切关联。您认为光华和国发院这两个经管方向间有着怎么样的联系呢?


周黎安:光华和国发院都专注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国发院以经济学为主,但也有一些管理学方面的教授。光华教师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分布相对均衡一些。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大家的学术训练都是一样的,研究方法和问题也高度相似。


如果说有不同,国发院的定位更侧重智库咨询和政策研究,而光华则更侧重于商学教育。不过在总体上,两者的研究和教学方向还是高度一致的,区别只是在学校赋予两个学院的战略定位和侧重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