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新创业研究日益成为管理学科“热土”的今天，一个关键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我们是否在用“旧地图”探索“新世界”？

 

2026年5月16日，在武汉“第十二届创新创业研究与教学研讨会”上，东南大学杜运周教授以《创新创业的独特性与方法创新》为题，分享了他在方法论领域深耕十年的思考。他的观点十分清晰：创新创业现象具有独特的复杂性，传统方法难以承载其研究使命，方法创新，势在必行。

一、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方法跟不上现象

创新创业研究正变得越来越“热”，但一个根本问题却被长期忽略：

我们用来研究创新创业的方法，很可能从一开始就不太匹配。

为什么？
因为创新创业现象本身是复杂的、非对称的、动态的，而传统管理学方法大多建立在线性、对称、静态的假设之上。

这不是“方法不够好”，而是方法与现象之间出现了结构性错配。

 

二、创新创业的独特性：四个关键词

杜运周教授总结了创新创业研究的四个核心特征：

等效性：条条大路通罗马。同一个结果，可以由完全不同的原因组合达成。

非对称性：成功的“配方”不等于失败的“反配方”。高绩效与低绩效的原因结构不同。

并发性：原因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多个条件一起起作用。

动态性：创业过程会演化，时间和环境会改变因果关系。

这四点加在一起，指向一个结论：创新创业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问题，不是一组线性回归能解决的。

三、根本逻辑切换：从“因果逻辑”到“效果逻辑”

传统管理学研究的底层逻辑是因果逻辑：

先确定一个结果Y，然后去寻找导致Y的各种原因X。

这个逻辑在稳定环境中有效，但在创新创业中会出问题——研究者往往会找到几十个“显著相关”的X，让实践者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用。

创新创业行动的逻辑是什么？
是效果逻辑。

从已有的手段出发，去探索可能实现的结果。

创业者资源有限，他们更常问的是：
“我手里有什么？我能用它做成什么？”
同一个手段，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就是多结果性。

因果逻辑是“找原因”，效果逻辑是“找可能结果”。

这种底层逻辑的切换，必然要求方法论的重新设计。

 

四、方法创新的实战成果：复杂中介模型与复杂成长模型

杜运周教授团队近年来一项重要工作，是提出了复杂中介模型。

传统中介模型（Baron & Kenny）假设：
X（单一变量）→ M（单一中介）→ Y（单一结果），且关系是线性的。

但在创新创业研究中，X常常不是单个变量，而是一个条件组合（比如“高市场活力 + 强政策支持 + 适度竞争”）。
那么，这个组合如何通过中介机制影响结果？

复杂中介模型引入了三种新机制：

多重并发：前因条件可以是交集或并集。

等效性：多组前因组合可产生相同的中介状态。

非对称性：导致高Y与低Y的路径结构不同。

杜运周教授还简单介绍了考虑时间（time)的重要性，提出了复杂成长模型。复杂成长模型可以分析多种因素的成长如何协同的问题。

这些模型已在《管理世界》、Technovation、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等顶刊发表，并被国内多位学者用于实际研究。

简单说：复杂问题，需要复杂中介模型与复杂成长模型，而不是硬套线性思维。

 

五、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谁成就了谁？

杜运周教授特别强调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

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不是谁先谁后，而是相互促进。

有时理论领先，倒逼方法创新。
例如蔡莉教授的“创新驱动创业”理论，就需要新的方法来检验复杂的因果过程。

有时方法领先，激发理论创新。
例如fsQCA方法的发展，推动了“模糊集创业决策理论”的出现。

就像创新创业本身一样，理论与方法也是一种协同演化。

国际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点：方法论的发展有时跑在了理论前面，这时候反而需要理论加紧跟上。

 

六、结语：方法创新，是中国学术实现引领的一条现实路径

最后，杜运周教授分享了几点很实在的看法：

方法创新不是“炫技”，而是解决真实问题的必要工具。

中国学者在方法论上的探索，完全有可能走在前列，成为全球学术对话的引领者。

青年学者如果暂时做不到理论创新，还可以从方法创新入手——方法创新工作同样可以做出大贡献。

他还特别提醒：真正重要的成果需要时间去沉淀。
诺奖得主的代表性论文，从发表到获奖，往往需要20–30年。短周期的评价机制，不利于真正的创新。

方法创新与理论创新，如同创业与创新——一体两面，相互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