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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本文以李志刚教授及其团队二十余年运用扎根理论方法从事企业裂变研究的学术实践为对象，系统考察扎根理论在中国管理研究中的具体应用策略，以期对聚焦独特实践现象开展持续深入扎根研究的学者们带来重要启发。研究发现，李志刚教授团队的扎根研究实践在三个层面实现了方法论的本土化创新：在认识论层面，通过翻译经典著作深化了对扎根理论哲学基础的理解；在操作层面，形成了“走进现场—洞察实践—挖掘理论—引出新题—深化研究”的实践策略体系；在思维层面，将“设计思维”和“知识漏斗”模型引入扎根研究，拓展了其方法功能。扎根理论在中国管理研究中的有效应用，不是对西方方法论的机械复制，而是“活的方法论”在具体研究情境中的创造性转化，是研究理念和定位的体现。
2006年李志刚教授博士论文答辩时，扎根理论在中国管理学界还鲜有使用。二十年后，扎根理论已成为中国管理学研究中最受关注的质性方法之一。然而，在李志刚教授看来，许多研究者使用时“按图索骥、机械僵化”，以为按照编码程序操作一遍就能产生理论，最终产出的只是“套话式研究”“复制型理论”——遵循了扎根的“形”，却没有体现扎根的“神”，理论贡献度较弱。
这种形式主义的应用暴露出一个深层次问题：如何超越对编码程序的机械模仿，避免八股文式的研究，真正理解扎根理论作为一种“对资料的思考方式”的认识论内核，并在中国管理研究的具体情境中实现创造性应用？
李志刚教授及其团队的扎根研究实践，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参考。二十余年来，他们不仅在企业裂变研究领域产出了系列原创成果，不断将裂变创业研究推向裂变发展和裂变创新，更在方法论的理解、操作策略和思维拓展上积累了独特经验。本文将从认识论、操作策略和思维创新三个层面，探讨扎根理论在中国管理研究中的本土化路径。
李志刚教授团队翻译的《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汇集了扎根理论多个流派的观点，从格拉泽和斯特劳斯的经典论述，到卡麦兹的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再到克拉克的情境分析和沙茨曼的维度分析，全景式呈现了扎根理论的发展谱系。该书一经在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就引发了广发关注和强烈反响。
翻译本身就是一次深度的方法论学习。翻译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符号互动和意义诠释，要求研究者为每一个核心概念寻找最贴切的中文表达，这迫使研究者深入到概念的认识论层面去理解其真实含义。
典型例证是“clean”一词的翻译。在扎根理论原著中，这一概念出现在描述访谈资料从录音到文本的转化过程之中。李志刚教授通过反复推敲，将这一过程理解为：访谈录音被转录为文字后，“声音”消失了——语气、情绪、停顿、弦外之音等承载意义的重要信息，在转化为纯文本的过程中被“clean”掉了。因此，他在“清洁”“清除”等原意基础上，将“clean”译为“失声的访谈资料”。
这一翻译蕴含着重要启示：扎根理论所强调的“资料分析”，分析对象不仅是文字，更是文字背后的声音、情感和情境。中国俗语“锣鼓听声，说话听音”道出了同一道理——研究者需要透过文字表面去捕捉言外之意，而非机械地贴标签和编码，要能够真正理解和把握现象和行为背后的本质内涵。
通过翻译，李志刚教授对扎根理论内部不同学派的认识论分歧有了更系统的理解：
实证主义取向（以格拉泽为代表）假设存在“无偏见的观察者”，研究者的任务是“发现”客观存在于资料中的理论，该学派强调理论的“涌现”。
建构主义取向（以卡麦兹为代表）认为，理论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研究者的视角、立场和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影响着理论的生成。
实用主义取向（以斯特劳斯和科尔宾为代表）介于二者之间，强调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从多个视角认识问题。
这一辨析意味着：研究者不必拘泥于某一学派的教条，而应根据研究问题、研究情境和个人特质选择适合的分析策略，并要明确地告知相关主体。正如李志刚教授所言，扎根理论不是“铁板一块”“非此即彼”的方法论，而是一把“大伞”，可包容不同流派和观点，从而充满了活力和生命力。
扎根理论的哲学基础之一是符号互动论：人们通过符号进行互动，意义在互动中生成和转换，而非预先存在于客观世界。
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符号转换。同理，扎根研究也涉及多层符号互动：研究者与受访者通过语言、行为乃至思想的符号交流，对这些符号进行编码、解释和再呈现。每一个环节都存在意义的传递和转换，也都有可能产生差异化和多样化。研究者需要时刻保持对“意义是如何生成和转换的”这一问题的敏感性，尽最大可能使这种转换有理有据，实事求是、有说服力的转换才有真正价值。要尽量避免偏见、曲解、先入为主、思维定势，否则可能会生产大量“伪知识”和“假理论”。
扎根理论的首要原则是“从资料中建构理论”。但“资料”从何而来？李志刚教授的回答是：来自走进现场的直接体验。
他反对坐在书斋里闭门造车。“你不到企业去，不跟企业家聊天，你就不知道真实情况是什么。”走进现场不仅是获取访谈录音，更是获得感性体验——感受企业的运营场景、企业家的决策过程、受访者的情绪变化。
感性体验在返乡裂变研究中尤为明显。当李志刚教授调研与自己同名的“志刚哥”时，不仅做了正式访谈，还去了玫瑰庄园、村委会、产业发展中心，与种植户、企业方、政府部门等多元主体广泛交流。这些体验让他对“返乡裂变”的理解超越了“离职创业”的简单定义，触及了情感归属、乡村振兴等更丰富的理论内涵。
“研究是量变与质变相结合、理性与感性相伴随、体力和脑力相交织的过程。”感性体验不是该被消除的“噪音”，而可能是理论灵感的来源。我们当然可以使用二手数据开展研究，但一手数据确实能够为研究者带来不一样的启发。
扎根理论要求研究者“避免偏见”，但这极为困难。每个研究者都带着自己的知识背景、价值立场和理论偏好进入田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消除偏见”，而在于“警惕偏见”——对自己的预设保持警觉。
李志刚教授提出了一些具体策略：
第一，访谈时不做法官。 研究者进入企业，不是为了检验“德鲁克说的对不对”。如果带着“专家”姿态、“质疑”口吻，受访者就很难说真话。“如果实践跟理论越不一样，就越说明这可能是一个新的理论空白，越是好事。”
第二，建立信任关系。 受访者说真话的前提是信任研究者。他举了一个例子：长期跟踪同一个案例，给研究对象积极有效的反馈，建立长期信任关系，要比不断开发新案例但却只保持简单表面联系更有价值。同时，要尽量创造一对一的访谈环境，多人访谈、群体座谈就可能会有顾虑，要重视访谈策略。
第三，警惕过早概念化。 在编码过程中，研究者容易在看了几份资料后就“发现”某个主题，然后带着预判去“验证”后续资料，甚至是有意识的去找证据支持自己的错误观点，造成很多冤假错案。要“在正式开展分析之前充分发掘并辨识多种维度”，要多积累资料，保持开放心态，给资料更多“说话”的空间。
比较分析是扎根理论的核心策略。格拉泽和斯特劳斯在《扎根理论的发现》中就强调，理论质量取决于“持续比较”的深度和广度。
李志刚教授的比较是多层次的：案例比较（蒙牛vs海尔）揭示裂变类型的差异；时间比较（过去vs现在）揭示裂变过程的演进；情境比较（国内vs国外）揭示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跨领域比较（企业裂变vs师生关系）揭示裂变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过程。
以蒙牛vs海尔为例：当研究者发现两种典型裂变模式的系统差异时，仅仅描述差异是不够的——还需要追问“为什么”“怎么样”，这导向了对“自上而下vs自下而上”“战略主动vs被动响应”等其他因素的识别和分析，进而为构建理论链条提供了有力支撑。
备忘录是研究者与资料互动的记录，是理论思考的“实验室”。李志刚教授强调：“研究过程没有捷径可走，绝对不可以省掉撰写备忘录这一关键环节。”
备忘录应记录“一些思考、一些感觉、一些想象、一些推测”，像写日记一样“写给自己看”。这些内容可能不成熟、不严谨，但它们记录了直觉、困惑和灵光乍现——这些东西往往是创新点的来源。其实，这就是研究笔记，要形成习惯。
他将此比作侦探破案：侦探破案过程中，会在办公室展板上画各种关系图，不断调整、修订、补充。研究者同样需要这样一个“外置的大脑”来保存和梳理思考轨迹，从而在抽丝剥茧、证据补足、逻辑贯通中揭示真相。
四个策略构成完整流程：走进现场感受情境，持续比较深化理解，警惕偏见保证科学，撰写备忘录记录思维过程。当然，初学者不必拘泥于此，也可能无法达到。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积累的过程。高质量研究，需要高质量的设计和流程做保障。
在多伦多大学访学期间，李志刚教授接触了罗杰·马丁的“设计思维”理念，并将其中“知识漏斗”模型引入方法论反思。知识漏斗描述知识生产的三个阶段：探索谜题（面对困惑）、得到启发（形成经验法则）、形成程式（建立标准化解决方案）。
这一模型与扎根研究有深刻同构性：扎根的起点是研究者对现象的困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探索谜题）；通过资料收集和初步分析，形成判断——“我猜可能是这样的”（得到启发）；通过持续比较和理论抽样，建构理论框架——“这就是我发现的真实模式”（形成程式）。
知识漏斗的启示：知识生产是从模糊到清晰、从分散到聚焦、从感性到理性的渐进过程，不能期望一次编码就产生理论。
“设计思维”指一种沿着知识漏斗流动的思维方式——既有逻辑推演的理性，也有洞察顿悟的感性；既有收敛聚焦的分析，也有发散探索的创造。
设计思维与扎根理论有天然的亲和性。扎根要求“走进现场”“感受现象”，需要感性投入；扎根也要求“系统编码”“持续比较”，需要理性操作。好的扎根研究，正是感性体验与理性分析的交织。
此外，设计思维中的“创意—原型—测试”循环，为扎根研究成果的转化提供了思路。扎根建构的理论模型，最终也是一个需要检验的“原型”——应该让它接受被研究者、评审专家的检验，尤其是研究对象的确认非常重要，否则你的研究就是自娱自乐，根本没有通过实践的检验。
李志刚教授认为，“方法论是活的，是具有生命力的，是需要持续进化的。”“方法论是活的”有三层意涵：扎根理论本身不是封闭不变的操作手册，而是开放的思维模式；研究者不能“深思熟虑、周密计划”来开展扎根研究，要根据涌现的新问题动态调整响应；中国学者可以根据中国的文化和实践，对方法进行本土化创新，以便更接地气、更易于掌握。
李志刚教授团队的实践体现了这种意识：没有简单照搬某一学派，而是在理解不同学派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操作策略；翻译经典但不在翻译中“失声”；遵循编码程序但不让程序束缚创造力；借鉴西方理论但不以西方理论为唯一标准。
扎根理论在中国管理研究中的本土化，不是简单地用中国案例“验证”西方理论。真正的本土化，是中国学者扎根中国管理实践，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对中国经验进行概念提炼和理论建构。
李志刚教授团队的实践表明，扎根理论在中国的有效应用需要三个层面的方法论自觉：在认识论层面理解其哲学基础，在操作层面形成适合中国情境的研究策略，在思维层面保持对方法本身的反身性思考和创造性改进。
“向下扎根，向上裂变”——这既是对裂变现象的描述，也是对扎根研究方法论创新的隐喻。李志刚教授团队二十余年来运用扎根方法开展裂变系列研究，证明了方法论和研究方向的巨大潜力。只有深深扎根于中国实践的土壤，中国管理理论才能真正实现“裂变式发展”，并发挥国际价值、承担全球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