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结构性变化的旅游需求进行研究，基于带有外生变量的向量自回归（VARX）模型，提出了一种分段组合预测的方法。与既有研究普遍采用的基于完整数据集构建组合预测模型不同，本文创新性地将时间因素纳入组合预测考量，通过将不同时间段的变量视为独立的单元，构建出分段时间序列数据集的组合预测模型。该方法以游客的网络搜索行为作为外生变量用于预测旅游人数，并捕捉这些外生变量在不同时间节点上对旅游人数产生的差异化影响，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等突发冲击下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显示，VARX模型的分段组合在预测中国出境旅游人数时展现出更高的准确性，其预测精度因考虑了外生变量在不同时间段的特异性影响而得以提升。事后分析进一步显示，特别是针对2024年中国出境旅游趋势的外样本预测结果，随着全球旅游市场的逐步复苏，中国出境旅游人数将呈现积极向上的增长态势。这一结论与现有公开文献中的趋势分析相吻合，进一步印证了本文预测方法的实践应用价值。

尽管人类与机器的交互学习正重塑组织学习的范式，但仍缺乏对人工智能冲击下组织学习研究演化的系统性理解。因此，本文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对74篇国内外关于人工智能情境下的组织学习文献进行了梳理，围绕“个体-团队-组织”层次及多层次互动学习，构建了人工智能情境下的组织学习研究框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作为组织学习情境突变的起点，推动个体、团队和组织逐步探索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学习路径；同时，它提升了多层次互动学习的速度和广度，将学习边界延伸至生态系统层面。最终，适应性学习行为的成果通过反馈机制作用于组织，推动人工智能与组织的持续共演，实现组织的适应性创新与成长。进一步，针对既有研究局限，本文提出了四个未来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情境下组织学习研究的深化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本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构建研究模型，分析地方官员连续性对辖区内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影响，检验企业海外收入比例、企业研发投入、企业所有制和地方数字经济政策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根据国有企业细分类型和官员调任方式进行异质性分析。本文样本为2010—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实证结果发现，地方官员连续性对当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海外收入比例、研发投入和地方数字经济政策会削弱这种正向效应；国有企业会强化这种正向效应，且对央企及其附属子公司的正向影响最大。此外，官员连续性对当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官员不同调任来源情况下没有显著区别。本文主要贡献在于提炼出了地方官员连续性对辖区内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并反映出企业在管理非市场依赖关系时市场战略和制度因素的重要性。

二十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一直试图推动各国都采用类似的所谓最佳公司治理机制。在这一背景下，很多学者预测不同国家的公司治理机制将会越来越相似。然而，现实中不同国家的公司治理机制仍然存在巨大差异。近三十多年来，学者们试图通过大样本的跨国比较研究来探究这一差异的根源，然而这些跨国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千差万别。基于此，本文系统总结了1990—2022年间发表于国内外顶级期刊的跨国公司治理比较研究。本文基于社会学领域学者梅尔文·科恩（Melvin Kohn）所提出的跨国比较研究框架，将跨国公司治理比较研究归纳为四个类别（以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以国家作为研究情境、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对该领域的文献进行评估，从中找到该领域研究进展缓慢的重要根源。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了跨国公司治理比较研究的未来研究方向。

中证A500ETF的发行使得市场聚焦被动投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作为一种成熟的被动投资工具，因其独特和创新的交易属性逐渐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本文从ETF持股角度探究被动指数投资工具能否提升市场监督功能。研究结果发现，个股被ETF持股比例越高，越能够减少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渠道机制探究发现，ETF持股主要是通过减少股价信息时滞性、对冲噪音交易两个渠道发挥作用，最终提高股价信息效率，从而形成监督作用，减少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就股权特征的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更高或非国有企业中该监督效应更加显著。在信息披露管理水平较差时，ETF持股带来的改善效果也较为明显。本文结果经过工具变量等多种检验后依旧稳健。本文的结论对提升市场有效性、增强市场监督功能、形成良性的治理循环具有重要的启示。

本文借助“单独二孩”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了放松生育政策如何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结果显示，生育政策放松显著提高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占比，并且这一效应主要集中在生育意愿更强、家庭收入更高的家庭。虽然该政策没有促使原本没有风险资产的家庭进行风险资产配置，但降低了城镇中高收入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并提高了已有风险资产配置的政策适用家庭的风险资产占比。本文不仅为解释中国家庭风险资产投资较低的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还强调了在推进金融市场改革时，政府应将生育政策及家庭资产配置的动态变化纳入重要考量。

本文基于手工整理的全国省以下地域商会数据与2003—2021年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地域商会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域商会显著提升了城市创业活跃度。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保持稳健。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清末商会和河流密度作为地域商会的工具变量。机制分析表明，地域商会可以通过改善社会信任和优化营商环境来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异质性分析显示，地域商会主要促进了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的进入，且在三线及以下城市、非城市群城市以及中小城市中的创业效应更大。此外，地域商会还能够产生政社协同效应和区域创新效应。

近年来中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在经济社会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互联网流量作为平台经济的核心要素，其与平台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亟待考察。鉴于此，本文建立了一个允许企业为流量定价的基于Hotelling模型的平台双寡头垄断模型，并发现，根据消费者对商品估值与其渠道忠诚度之间相关性的差异，存在三种不同形态的市场均衡，分别为企业多渠道引流、市场完全覆盖的均衡，企业多渠道引流、市场部分覆盖的均衡，以及企业单渠道引流、市场部分覆盖的均衡。之后，本文分析了平台获客成本变化和市场细分程度变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并根据消费者类型差异分别为各类市场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一个新颖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型，将传统的线性或圆形城市模型框架扩展到了任意形状，首次讨论了城市多中心布局——城市次中心的数量以及位置的选取如何通过改变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而影响居民福利。当城市次中心数量增加时，城市通勤成本会降低，但多中心导致的企业分散化也可能会降低城市集聚效应。本文以成都市为例，对模型进行了校准检验和反事实分析，探索了不同的空间规划在未来将如何重塑成都市的人口和经济布局，进而影响居民福利。本文的发现为政府的城市空间规划提供了有益参考，文中的模型和数值模拟方法能够适用于不同城市的分析，有助于评估和优化城市多中心布局这一城市化进程中重要的政策举措。

多层学术网络描述了学术实体之间的多样化关系，对学术发展的研究以及未来方向的预测产生了促进作用。然而，目前的数据集通常只包含单一网络，缺少能够同时考虑多层学术网络的大规模数据集。本文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大规模多层学术网络数据集（LMANStat数据集），其中包括合著网络、机构合作网络、引文网络、期刊引用网络、作者引用网络、共引用网络、作者-论文网络以及关键词共现网络8个学术网络。此外，所构建的多层学术网络的每一层都是动态变化的。最后，本文提供了节点的属性，如作者的研究兴趣、产出力、地区和机构。该数据集当前是统计学领域规模较大、较为全面的学术网络数据集之一，包括多个学术网络类型，具有广泛的时间跨度和时变性，以及丰富的节点属性信息，填补了现有数据集的空白。借助该数据集，可以从多个角度研究统计学科的发展和演化，为研究具有多层结构的复杂系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基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算法正逐步替代人类管理者，广泛用于组织管理决策。不过，现有文献在算法（相对于人类管理者）决策对员工公平感知的影响上尚未得到一致结论。本文基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探索了在不同的组织管理场景下，员工对这两种不同决策主体的公平感知差异及其内在机制。情景实验结果显示，在面对不利结果时，人们普遍认为算法比人类管理者更为公平，并且这一现象背后的影响机制受到任务类型的调节：对于低主观性任务，算法被认为更公平的原因是人们认为人类管理者（相比算法）的能力更差；对于高主观性任务，人们则认为人类管理者（相比算法）更为冷漠。本文拓展了算法公平的相关文献，为探究算法决策对组织管理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

企业的成长与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部分，现有理论对企业创新的成因和结果进行了详细阐述，却较少讨论企业创新方向的决定机制。创新决策如何产生，创新方向是否会被引导，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探究了环保规制政策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方向，发现中央环保督察政策改变了企业的创新决策。企业总是会对成本和收益的变化情况进行反应，在严格的环保规制政策下，企业重新审视采用不同技术的收益，增加了对清洁型技术的需求，从而达到了促进创新转向的效果。本文为环境监管的好处被低估补充了新的证据，期望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参考。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起人们对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反思及改革呼声；同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持有高额外汇储备，由此，国内社会各界表达了实施人民币国际化的强烈诉求，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在此背景下，本文关注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获得的国际铸币税，为讨论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成本与收益问题提供参考。在理论方面，本文提出在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中，国际货币发行国获得的广义国际铸币税包括中央银行的国际铸币税、政府债券的国际铸币税、商业银行的国际铸币税。在实证方面，本文估算了美国获得的广义国际铸币税，并验证了如下命题：除中央银行的国际铸币税外，政府债券的国际铸币税和商业银行的国际铸币税也是广义国际铸币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单纯地依据中央银行获得的国际铸币税进行经验分析和政策决策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这些结论对研究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成本与收益问题提供了参考，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近年来，中国货币供给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大量货币流入房地产市场，使得房地产市场长期繁荣。然而，2022年开始的房价快速回落也客观说明了此前房地产价格上涨是一种泡沫，是经济“脱实向虚”的后果。为了探究经济“脱实向虚”的内在机理，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货币、生产资本和泡沫资产三种资产的“经济增长—资产组合”模型，探索泡沫资产对货币流向及货币政策效率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提高货币增长率具有二重效应。第一重是总量效应，即通过降低货币的实际收益率来提高家庭的非货币资产持有，进而推高储蓄率，推动经济增长。第二重是结构效应，通过影响资产组合来降低生产资本与泡沫资产的比例，加剧“脱实向虚”，抑制经济增长。当泡沫资产的风险较小时，结构效应将占主导，货币增长率的提升只会导致资金不断流向泡沫资产，阻碍经济增长。进一步的政策模拟结果表明，通过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货币政策相搭配，将能够防范经济“脱实向虚”，最大化社会福利。

近年来，国际商务领域的研究表明，全球进入了一个充满科技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时代，尤其是由新技术民族主义引发的“科技冷战”局面。这种技术民族主义的做法将中国的技术发展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利益挂钩，并采取了以实体清单为代表的一系列限制措施，以限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技术进步。现有研究探讨了美对华技术限制对跨国企业及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影响，然而大多研究将这些限制视为单一时点的事件，忽视了限制政策的动态演变过程及其对技术领域的长期影响。本文以芯片制造行业为例，并将美对华技术限制视为一个时变的、动态演化的过程：首先，本文基于知识图谱方法，将全球芯片制造专利分解成88个技术领域及其共现关系，揭示了技术领域作为美国政策目标的特征。通过分析美国实体清单与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投资企业的专利知识网络相似度发现，中美两国的支持/限制策略呈现中等水平的共同演化趋势，而非简单的对抗关系。进一步，本文分析了技术领域的异质性，探讨了各领域中科学、市场与政治因素的混合特征，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两国政策的差异。本文为理解中美技术博弈中的政策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未来相关研究提出了若干建议。

鉴于组织行为学及其所属的工商管理学科一直受到“理论-实践”脱节的批评，管理学者呼吁更多立足真实组织情境、兼具科学严谨性与现实关联性的研究。在人工智能时代，随着组织要素与组织逻辑在重大技术变革中发生显著变化，开展基于现象的人机协同研究成为提升本学科领域学术创新性与现实影响力的关键方向。本文总结了目前人与AI研究的现状，评述不同学科在“反应”“互动”与“协同”三个主题上的表现，重点梳理了实地场景下的人机协同研究进展，并以一篇发表在《管理学会学报》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上的民族志研究为例，分析如何从现象出发进行理论构建。在厘清现状的基础上，本文回溯了人机交互研究中的经典基础理论，以启发研究者以更加深入现场、贴近本质的视角思考当代的人机协同研究。最后，本文展望了若干基于人机协同实践的未来研究方向。

外部危机给企业家及其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我们对中小微企业家如何应对这些引发高度不确定性并迫切需要关注和采取行动的危机仍然缺乏深入了解。同时，驱动企业家采取不同应对策略的因素，以及这些策略如何进一步影响企业家在危机期间的心理健康，也尚不明确。为了解答这些研究问题，本文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提出，企业家可能采用两种应对策略：投资导向型和保守导向型。具体而言，当中小微企业家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资源、企业资源以及外部资源时，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投资导向型策略；而当他们受到更多的危机负面影响时，则更可能转向保守导向型策略。本文进一步推测，相较于投资导向型策略，采取保守导向型策略的企业家可能会经历更高水平的危机焦虑感。通过两项时间滞后研究，本文对上述假说进行了检验，为理解中小微企业家在危机中的应对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金融市场是支持企业攻坚基础技术的关键力量，能否对基础技术进行合理定价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进程以及中国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优势。本文以2007—2024年间在中国A股首次公开发行（IPO）的人工智能（AI）企业为样本，检验了基础层、中间层及应用层人工智能企业IPO首日回报与IPO首日后长期回报的差异。研究发现，越基础的人工智能企业IPO首日回报和IPO首日后长期回报越高，表明A股市场在新股发行和上市首日均对基础层人工智能企业定价偏低。机制检验发现，越基础的人工智能企业发明专利数越多，但专利总数、实用新型专利数和外观设计专利数越少，这使得尽管越基础的人工智能企业IPO前的盈利能力越差，但未来盈利增长率越高。进一步检验发现，注册制改革显著提升了A股市场对基础层人工智能企业的定价效率。本文的结论能够促进投资者对基础层人工智能企业的理解，提升其定价效率，同时也为中国股票发行定价制度的优化提供了实证依据。

网络购物目前已成为主流的消费方式之一，各大购物网站及APP上存在数以亿计的待售商品，这些商品往往以图片或文字描述的形式展现在消费者面前。消费者搜索关键词、浏览商品图片，希望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从海量商品中挑选出适合自己的商品，因此商品图片和商品的标题文字描述就成为待售商品的核心“特征”。因此，平台和商家针对所售产品，如果能够生成合适准确的商品描述，更全面、更准确地覆盖商品特征，将会提高购物环节的效率、提升消费者满意度，为平台和商家带来潜在的利益提升。本文考虑建立基于深度学习进行图像识别的相关模型，根据商品图片实现商品在不同标签维度下的分类，并将这些不同维度的标签进行组合，形成商品描述。本文选择的商品领域为服装类，数据来自于真实购物网站的商品图片和商品描述，首先将输入的图片进行预处理，然后构建多种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尝试，提取图片特征，并根据提取到的图片特征完成判别，最后在模型构建的基础上设计出相应的产品。借鉴本文研究，商家可以实现对于所出售商品的规范管理，为商品提供合理规范的特征描述，简化运营操作；消费者可以通过标签选择，更加方便快捷地挑选到所需要的商品；监管平台可以针对不同标签分类的商品实现动态监测，有利于构建良好的购物生态环境。

本文研究了激进卖空者在识别做空目标时是否表现出持续的横截面业绩差异，以及他们的业绩持续性是否随着从业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利用数据提供商跟踪的激进卖空者样本，本文发现，当使用目标公司股票收益率作为业绩衡量指标时，未能发现激进卖空者业绩具有持续性的证据，但如果激进卖空者过往选择的做空目标中有较高比例的公司退市，则当前做空目标在未来经历退市的可能性更大。投资者意识到了这一业绩的持续性，并且对历史做空目标中有更多退市记录的激进卖空者发起的做空行动反应更为强烈。此外，本文发现，识别做空目标的业绩持续性在激进卖空者从业生涯早期更高，但随着他们发起的做空行动增多，这种业绩的持续性会下降。这些证据与激进卖空者在职业生涯初期面临更大的声誉激励一致，并支持了Benabou and Laroque（1992）的动态声誉模型。

混合所有制改革旨在提高中国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和治理水平，是中国国有企业当前改革的重点和关键。立足此背景，本文手工整理了企业环保数据，基于2008—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样本，系统考察了混合所有制程度对环保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程度与环保投入呈负相关关系，即混合所有制多样性越大、融合度越高，环保投入越少；而政府环境监管强度起到了调节混合所有制程度与环保投入负向关系的作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混合所有制程度通过强化融资约束来抑制国有企业的环保投入；区分环保投入类型，混合所有制程度对不同类型环保投入均存在抑制作用；区分行业污染程度，混合所有制程度的抑制作用在重污染行业中更高；区分混合主体参股程度，外资、民营参股程度越高，环保投入越低；区分国有企业层级，混合所有制程度的影响在中央企业中较小。本文从环保投入的角度揭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引发的微观影响及其应对思路，并进一步为监管机构和投资者提供了有益启示。

本文从生产网络视角，探究对能源消费部门征收碳税如何通过生产网络联动影响各部门生产投入、产出及碳排放。由于生产网络的存在，征收碳税不仅会通过减少征税部门产出降低经济体总碳排放，还会通过生产网络上下游关联引发间接影响。因此，基于部门在生产网络中所处位置有针对性地征收碳税才能实现最大的减排效果。本文构建生产网络视角下的碳税模型，结合202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与估算的42部门、153部门碳排放数据，模拟分析征收小额碳税对征税部门劳动投入、产量、碳排放以及经济体总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各部门征收碳税引发的减排效果与部门直接排放量的排序并非一一对应；对42部门中“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征税带来的减碳效果最明显，尤其是“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部门，其碳税减排效应和碳减排效率均位于42部门中的首位，因此在制定碳税政策时可予以重点考虑。

近年来中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互联网流量作为平台经济的核心要素，其与平台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亟待考察。鉴于此，本文首先回顾了中国平台经济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的发展历程，之后从平台经济各类市场主体的流量决策行为入手，考察了完全垄断平台在其流量变现过程中实施引流行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建立了一个基于Hotelling模型的平台完全垄断的模型，并发现，相比于企业完全垄断的情形，当垄断平台采用“为企业有偿引流”作为流量变现手段时，尚未进入市场的企业会选择支付给平台营销费用并通过平台引流进入市场，从而使平台获取正的利润，同时加剧了市场竞争，部分改善了消费者福利，但平台推送给消费者非合意商品的行为削弱了对福利的改善。相对于一级最优（First-Best）的情况，垄断平台的引流行为在细分程度较高的市场上造成的效率损失高于细分程度较低的市场；而且在细分程度较低的市场上，细分程度变化不影响以消费者福利衡量的效率损失程度，但当市场充分细分后，垄断平台的引流行为会在更细分的市场上造成更大的效率损失。基于此，本文给出了应针对平台涉足市场的具体属性差异实施不同监管力度的政策建议。

本文系统整理了2001—2019年全国市委书记的县域主政经历数据，利用市级-年度面板数据开展实证分析，发现具有县委书记任职经历的市委书记可以更为显著地缩小辖区内的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家户微观数据的分析显示，前述效应的一项具体机制在于提升农村居民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就具体政策手段而言，具有县域主政经历的市委书记在任期间，当地政府工作报告会对农业工作给予更高关注，当地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业生产水准更高，农村金融供给也会有显著改善。本文首次实证检验了官员基层工作经历对于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对新时期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的干部选任工作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2009年比特币诞生标志着数字货币时代的正式开启。数字货币可以分为私人数字货币和央行数字货币，前者包括加密货币和新型稳定币，后者则包括零售型和批发型。本文尝试全面梳理关于数字货币的主要前沿文献和政策报告，包括加密货币的运行机制、交易特点和稳定币的潜在效应，以及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决策及其对金融中介、福利、隐私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综述了关于数字人民币的讨论，特别是关于M0和零售型定位及其可能的扩展。最后，本文在总结现有文献基本结论的基础上，对央行数字货币特别是数字人民币研究提出了若干未来研究的方向。

当前，以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为特征的数字化日益成为降低碳排放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与工具。但是，数字化是否必然促进碳减排尚无共识，相关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缺乏理论阐述，实证结果不一。为厘清数字化与碳排放的复杂关系，探究数字化的碳排放效应，本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评述。首先，基于理论溯源与演进，对数字化与碳排放关系的理论阐释进行系统归纳，总结提出了三层次、三阶段、四阶段、系统嵌套等多维理论分析框架，为相关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其次，归纳总结了数字化影响碳排放的四种机理，为探究数字化与碳排放的关系提供了分析思路；再次，梳理和综述了当前关于数字化碳排放效应的实证进展；最后，在前述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建设既遵循资本市场一般规律，又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特征、体制机制特色和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中国特色估值体系（简称中特估），是不断提升经济金融适配性、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引导资金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本文以中国A股市场为例，从界定估值体系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入手，揭示了重构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价逻辑和估值理念时需要充分考虑企业创造的有别于股东权益价值的社会价值部分。围绕企业自身为利益相关方创造的价值和企业通过生产网络对总体经济产生的乘数效应这两个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理念和中国经济发展特征的指标，本文构建了企业社会价值变量。研究结果表明，将社会价值纳入定价范围能带来更高的股票收益率并显著提升企业的市场估值，然而，遵循经典市场估值逻辑的投资者并没有对社会价值进行合理定价，导致社会价值大的企业估值偏低。在指出将企业社会价值纳入市场估值范围是构建中特估的关键之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建立中特估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和节点问题，并对如何重构中国资本市场估值体系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利益分配视角，构建大数据联盟、大数据联盟成员与政府相关部门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对各主体决策影响数据有效共享进行了理论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虽然伴随着数据价值潜在收益的提高，大数据联盟泄露数据信息攫取高额利润的概率增大，但政府采取保证金利益分配的监管方式仍具备一定的治理效能。②大数据联盟决策很难受到声誉等社会收益或损失的影响，社会层面的多元共治对其博弈策略选择缺乏影响力。③大数据联盟成员对保证金制度敏感性较高，此举措作为数据治理补偿可以有效缓解大数据联盟成员搭便车现象的出现，但政府在评估治理措施改善数据市场的同时也需要考量保证金的收益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本文所构建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可为完善数据共享治理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随着党委成员进入公司董监高的法定程序与机制不断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体制促进“党组治理”与“现代公司治理”有机融合，形成双重治理架构。基于2002—2020年215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本文探究了党组参与银行治理的风险防范效应，并从党委书记和董事长“两职合一”到党委成员进入董监高等多个维度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党组参与治理显著降低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进一步地，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党组参与治理主要通过班子成员进入董事会来有效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提高金融体系韧性。具体通过降低大客户集中度、熨平经营波动性来实现，而非紧缩贷款、囤积流动性。因此，党建与银行治理的融合有效地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的能力。本文检验了党组参与银行治理的作用机制与风险防范效应，丰富了中国特色金融企业制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在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中，如何避免银行挤兑并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是中国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Diamond和Dybvig的金融中介理论，构建了一个多部门银行挤兑模型，通过考虑家庭部门取款需求的异质性与银行利润最大化的问题，分析由新闻冲击所导致的银行挤兑风险。研究发现，银行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导致更多资金流向非流动性资产，进而产生流动性错配问题，导致银行在面临挤兑问题时产生更大的福利损失。本文进而引入流动性覆盖率对基准模型进行扩展，并分析该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经济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最优流动性覆盖率要求能够显著降低银行挤兑风险，进而降低社会总福利损失，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最优流动性覆盖率内生于家庭的异质性，过高或过低的流动性覆盖率要求则无法降低银行挤兑风险；此外，当模型存在不确定性时，流动性覆盖率的政策成本会大幅度增加。本文研究对于防范银行挤兑风险与完善宏观审慎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