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利率持续走低且低利率成为新常态，国债市场定价逻辑正经历深刻重构。本文基于不同利率周期样本，结合线性回归与神经网络方法，识别国债影响因素的差异与时变特征。研究发现：在正常利率周期下，黄金价格、汇率与股指是国债价格变动的主要驱动力，而利率影响不显著；在低利率周期下，利率对国债价格变动的影响力显著回升。神经网络分析进一步揭示，低利率环境下黄金价格对国债指数呈非线性影响：初期推动上涨，但超过临界值后转为抑制上涨；降息短期内导致国债指数小幅回落，但随着政策深入将触发其加速上行。研究表明，低利率周期下利率敏感性急剧增强，极大地限制了货币政策空间，同时黄金价格、汇率等外部变量作用凸显。本文为投资者识别周期转换中的风险与机遇提供了新见解，也为政策制定者完善宏观审慎框架提供了关键依据。

本文基于1993—2023年中国地级市及以上行政区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数据与2006—2023年城投债一级市场发行数据，采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考察财政政策沟通信号对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财政政策沟通信号的市场效应具有显著异质性，短期债务压力型财政扩张信号会导致信用利差扩大，而长期增长利好型财政扩张信号则会有效抑制利差扩大，表明市场对不同类型的扩张信号存在差异化解读；②财政扩张政策主要通过扩大城投债发行规模与降低市场预期两条路径影响信用利差；③财政扩张政策的效果因地方政府经济特征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在财政赤字率较高的地区，财政扩张政策加剧了市场对债务风险的担忧，而在财政透明度较高的地区，财政扩张信号能够有效传递政策效力，缓解信用利差的上升压力。本文为理解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非线性特征提供了经验证据，并为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与提升政策沟通效能提供了政策启示。

品牌资产的积累与培育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对于构建规范、透明的资本市场有着推动作用。本文以2007—2023年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系统地考察了品牌资产对企业未来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回归结果表明，品牌资产较高的企业，其未来的股价同步性较低。机制检验显示，在分析师跟踪较多、媒体关注度较高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大的公司中，品牌资产降低股价同步性的作用较弱，验证了品牌资产的公司治理效应。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财务流动性比例高、行业集中度较低和环境不确定性高的情况下，品牌资产对降低股价同步性的作用更为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品牌资产的积累能够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融资约束，扩大企业长期投资规模，对实体经济发展有着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扩展了品牌资产经济后果以及股价同步性影响因素领域的文献，为加强企业品牌资产管理、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效率提供了参考。

基于企业成长理论与高阶理论，本文构建“企业家自负、企业规模成长与企业绩效”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表明：①企业家自负与企业规模成长正相关；②企业规模成长与企业绩效呈倒U形关系，其顶点即为“企业适度规模”，把握并维持该规模对企业持续增长与长期存续至关重要；③企业家自负与企业绩效亦呈倒U形关系，企业规模成长是其中介变量：在早期企业家自负借助企业规模成长优势而提升企业绩效，企业规模成长超过适度后，因管理失控与资源错配，企业绩效随企业规模成长而下滑；④企业家自负与企业绩效的倒U形关系受管理自由裁量权调节：当企业年龄较大时，企业会惯性压缩管理自由裁量权，减弱该关系；当行业丰裕度较高时，资源与机会充裕，企业会扩大管理自由裁量权，增强该关系。基于2010—2019年中国民营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本文结合企业、年份、行业与省份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分析及多重稳健性检验，实证支持了研究假说。本文深化了企业成长理论与高阶理论对企业规模成长界限的阐释，并为企业家在企业规模成长决策中平衡企业家自负与企业规模成长提供了现实启示。

在“双碳”目标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转型已然成为制造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本文在数智赋能影响下聚焦企业绿色创新质量驱动“数字—绿色—价值”三元协同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通过构建“核心制造企业—数字技术提供商—金融机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揭示了多主体策略互动的动态演化规律；在此基础上，利用2019—2023年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数字—绿色—价值”三元协同水平，并构建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开展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对“数字—绿色—价值”三元协同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第二，绿色创新质量可通过提升管理层IT背景、增强企业动态能力这一链式中介路径，间接推动三元协同；第三，供应链金融水平在该作用机制中呈现复杂的双重效应，其虽能直接缓解融资约束，但会对绿色创新质量促进管理层IT背景及提升企业动态能力的作用产生负向调节效应。本文为理解企业“双化协同”的微观动力机制提供了动态视角与经验支撑，对政府构建差异化政策体系、企业优化创新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为深入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探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企业数智化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5—202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神经网络模型等机器学习方法生成人工智能词典，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促进企业数智化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企业数智化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通过优化企业内部劳动力技能结构、提高技术可供性、增加知识多样性来提高企业数智化创新产出。③进一步研究发现，技术可供性、知识多样性是驱动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的关键机制，显著激励企业提高非常规高技能劳动力需求，进而提升数智化创新水平。相较于自主可供性，交互可供性对企业非常规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促进作用更强；相较于相关知识多样性，非相关知识多样性对企业非常规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促进作用更强。④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数智化创新的影响程度较高，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赋能企业数智化创新仅对大规模企业生效，相较于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内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内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数智化创新的影响程度较高。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为探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赋能企业数智化创新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信用数据共享是推进数据要素赋能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各地数字社会信用平台建立为契机，研究信用数据共享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信用数据共享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机制检验表明，缓解信贷融资约束、提高信息透明度以及降低合作风险是信用数据共享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信用数据共享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信贷融资需求更强、外部信息和监督需求更高、数字足迹更丰富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信用数据共享能够发挥“信用杠杆”的作用，强化对违规企业的惩戒效应；同时，信用数据共享能够促进研发资金的有效配置，提高研发质量和研发效率。本文结论为数据要素赋能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充分释放公共数据要素潜能，对于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信息环境改善的视角，系统考察了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异地供应链构建及其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发现，目的地城市的公共数据开放显著提升了当地供应商被上市公司采购的份额。上述影响主要通过缓解事前外部信息不对称以及降低事后合约成本实现。随着上市公司在公共数据开放城市的采购份额上升，企业的供应商质量提升、供需失衡风险下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而实现市场份额扩大，企业竞争优势显著增强。本文揭示了数据要素配置制度优化在联通企业间供需关系的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对促进国内大循环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文利用2023年和2025年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数据以及2025年第三季度的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数据，描述了民营企业全职员工的社保参加情况，评估了社保合规对企业净利润率的影响，并且从员工微观视角分析了不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原因。本文发现，2024年民营企业中只有47.1%的全职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员工规模偏小、位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地区以及农业领域的民营企业，其未缴纳社会保险的员工比例较高。模拟测算发现，如果强制企业为全职员工都缴纳社会保险，其平均净利润率会从8.6%大幅下降至2.9%。这表明，对于多数民营企业而言，现行标准的社保成本已接近甚至超过其盈利承受极限，强制合规可能使大量处于微利边缘的小微企业陷入生存危机。员工不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并非完全脱离保障，而是基于制度替代与价值评估的理性选择：一方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或灵活就业养老保险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另一方面，受访者普遍认为养老保险的投资回报价值偏低，导致其参保意愿受挫。

伴随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以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就业为核心的新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创业被寄予厚望，成为驱动经济升级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特别是在家庭层面，创业活动不仅承载着提升家庭经济能力的现实目标，也反映出对结构性转型的积极响应。本文从内驱力和外驱因素两个角度对现有影响家庭创业因素的文献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揭示了家庭创业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具体来说，内驱力包括个体特征和家庭背景，如年龄、性别、风险态度、人力资本、认知能力和家庭背景等；外驱因素包括来自外部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如社会文化、社会发展、制度和政府管制等。这两个角度都会对家庭是否选择创业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本文认为，优化分层创业支持体系、强化信贷约束缓解机制、激活社会网络正向效应、推动数字化与创业深度融合、健全社会保障与创业激励的平衡机制等，均是推动家庭创业与新质生产力融合的关键政策方向。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关注内驱力与外驱因素的交互机制，拓展跨学科研究范式，探索创新导向的家庭创业路径及其生命周期演化特征。

在全球竞争加剧与开放式创新深化的背景下，协同创新已成为企业整合外部资源、应对不确定环境的关键路径。基于2010—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从供应链市场端动态关系视角考察客户关系变动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客户关系变动显著抑制企业协同创新；关系专用性投资在客户关系变动与协同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客户关系变动通过降低企业对关系专用性资源的投入，间接削弱协同创新效能；市场竞争构成这一路径的重要情境边界——在竞争更为激烈的市场中，客户关系变动对协同创新的直接负向影响及其经由关系专用性投资传导的间接效应均被强化，直接调节效应在非高科技行业和低成长性企业中更为显著，在高科技行业和高成长性企业中则不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客户关系变动对协同创新的抑制作用仅存在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且在大规模、高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本文通过构建“客户关系变动—关系专用性投资—市场竞争—协同创新”的分析框架，从动态性、机制性与情境性三个维度深化了协同创新与供应链关系研究。

在提升供应链水平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政策导向下，企业能否通过加入高质量供应网络提升其创新水平成为理论与实践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前五大客户与供应商数据，构建逐年上市公司供应网络，进一步借助客户企业加入上市公司供应网络的准自然试验，采用系列因果识别方法识别其因果效应。研究发现，客户企业加入上市公司供应网络后，其创新产出显著增加，主要通过采购高质量产品获得技术溢出而实现，具体表现为机器设备升级、物质资源改善和附加值提升三条路径。异质性分析从行业特征、企业特征、供应商特征三方面展开，结果表明该效应在资产密集型行业、高市场集中度行业、价值链中上游行业、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供应商集中度高企业以及供应商与客户同一行业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该效应受到供应商创新水平的正向促进和客户企业自身创新水平的负向影响。本文从加入上市公司供应网络出发，揭示了企业通过采购高质量产品而提升创新水平的机制。

以制度建设“增激励”、以法律实施“强保护”的“三审合一”改革，是建设高效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服务加快发展以创新为根本特征的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制度创新。本文在理论层面探究了“三审合一”改革影响中国企业创新的内在机理，手动整理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三审合一”改革的具体实施进程数据，并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系统探究全国“三审合一”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三审合一”改革具有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增强高管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是“三审合一”改革促进企业创新的主要途径；②相较于知识产权法庭与“二合一”的改革实施方式，知识产权法院与“三合一”的改革对于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大，且“三审合一”改革能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质量，具有“增量提质”效应。③“三审合一”改革对于面临较高诉讼风险的企业、高研发溢出产业的企业，以及位于知识产权中介机构较少地区的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本文从激励企业创新角度评估了“三审合一”改革的政策效果，为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建设提供了实证支撑。

本文深入研究了中国可转债发行过程中的价格扭曲、大股东发行动机和中小股东保护等问题，揭示了它们之间的深层联系。本文发现，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的首要目的是进行变相股权融资。由于中国可转债统一采用面值发行（100元/张），控股股东通过设定尽可能低的转股价，使得可转债的内在价值显著高于其发行价格，造成可转债上市首日的超额收益率高达19.1%，远高于发达国家1%~1.5%的平均水平。大股东通过行使股东优先认购权购买低价可转债，避免自身股权受可转债低价转股稀释而造成的损失。中小股东由于信息认知和资金不足，未能充分行使优先认购权，在单次可转债发行中平均承受8363万元的损失。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在控股股东减持受限的情况下，控股股东还会通过折价发行可转债实现变相减持股票套现。最后，由于一、二级市场存在巨大价差，投机者在可转债发行公告后集中买入公司股票以获取可转债优先认购权，导致股价出现剧烈波动。本文研究揭示了一种中小股东利益受损的新机制: 控股股东自身虽然并未直接侵害中小股东权益，但是在利用外部投资人实现自身目标的过程中，使外部投资人从中小股东处获利。

本文检验了卖方分析师研究报告（研报）预测指标多样性影响研报信息质量的合规监管机制。研究发现，研报预测指标多样性显著提升了盈余预测质量（降低预测误差和乐观偏差），但对股票推荐评级的投资价值无显著影响。将预测指标多样性拆分为券商层面和个人层面后发现，仅券商层面的预测指标多样性可以提升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分析师个人层面的预测指标多样性对盈余预测质量无显著影响，且二者对股票推荐评级的投资价值均无显著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在券商受证监会处罚后半年内，券商层面的预测指标多样性对盈余预测质量的提升作用显著增强，并且增加了不同预测指标之间的自洽性。上述结果表明，研报预测指标多样性反映的是券商对分析师的合规监管，而非分析师私人信息。最后，尽管预测指标多样性不源于分析师私人信息，但券商层面的预测指标多样性仍能改善股票流动性和股价信息效率、降低整体的股价波动率和噪音驱动的股价波动率，说明券商对研报预测指标多样性的形式合规监管要求对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仍具有积极意义。

机器人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其应用对企业增值税税负的影响关乎财税政策的适配性。本文基于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与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考察了2009—2013年间企业购置机器人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购置机器人在购置当期显著降低了增值税税负率，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机器人购置通过双重路径影响税负：一方面，机器人作为固定资产投入带来的大规模进项税额抵扣，直接减轻了当期税负；另一方面，机器人提升生产效率并推动产出扩张，显著增加了后期销项税额。购置当期，进项抵扣效应占据主导；购置后期，杠杆效应逐步显现，带来税负回升。本文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影响企业税负的微观机理与时滞特征，为动态优化激励智能制造发展的精准化财税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证依据。

消费者的广告抵触行为对购物决策与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 本文以福柯的权力-话语-主体观为视角，分析消费者在古典时代、印刷时代、电子时代和数智时代四个广告发展阶段中的主体变迁。研究发现，在古典时代，广告对消费者的塑造较为有限；在印刷时代和电子时代，广告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在数智时代，广告通过个性化、机制化和程序化手段，塑造了高度受控的消费者，并促使其在自我规训中转化为主动购物者。同时，广告借助评论与净化机制，引导并强化消费者的认知与行为，部分消费者甚至成为广告的合谋者。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广告与消费者的和解之道：企业应削弱广告规训，推行广告共创模式，强化帮扶功能，促进广告产业良性发展，并引入第三方制衡；而消费者则应通过以直言为核心的自我技术，成为践行自由的伦理主体。

传统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难以全面反映发展质量、社会福祉及生态环境代价，无法满足对可持续发展成效进行科学评估并以此为基础引导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本文聚焦于构建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总量衡量指标。具体而言，通过构建能够反映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调整因子，本文将传统GDP折算为“有效GDP”。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有效GDP”能够更全面地衔接发展成效、民生福祉、可持续发展目标，其解释能力优于传统GDP及现有替代指标。本文提供了一个简洁、有效、易于应用的概念框架，为全球范围内评估和推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创新思路。

中国股票市场“暴涨暴跌”问题较为突出，保障金融市场稳定是维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重中之重。学者们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多从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视角出发，聚焦“管理层捂盘”的信息路径，却较少挖掘引发崩盘的坏消息来源。市场导向作为企业重要的战略导向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绩效，但其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尚存在空缺。本文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文本，采用机器学习方法构造词库来度量企业市场导向，从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角度出发，探讨市场导向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市场导向能够显著抑制股价崩盘风险，且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市场导向可以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从而抑制股价崩盘；在市场竞争度高和企业数字化技术应用程度高的情境下，市场导向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企业规模较小、董事会规模较小、审计质量较低时，市场导向更能抑制股价崩盘。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市场导向、股价崩盘风险、“营销-金融对接”等领域的文献，研究结论对企业维护资本市场稳定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在当前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下，考察海外经营的影响对中国企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8—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索了海外经营对企业成本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企业海外经营会显著提高其风险规避能力，影响其成本决策，提高成本粘性。②基于海外经营国的拓展性检验的结果显示，这一效应在存在OECD国家、“一带一路”国家海外经营的企业中更为显著。③基于粘性类型的拓展性检验的结果显示，这一效应对于企业营业成本粘性显著，而对于销售管理费用粘性不显著。④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显示，海外经营对企业成本粘性的提升效应在经济不确定性高的时期、竞争程度高的行业、市场分割程度高及注册地营商环境差的地区更显著；海外经营能够减弱成本粘性对企业价值的抑制影响。本文立足企业成本决策这一财务视角，推进了企业海外经营经济后果的理论研究，对于新时期企业实践“走出去”战略以及加快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等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空气污染治理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依赖政府、企业与公众等多主体的协同参与。政府信息公开为此提供了关键的信息基础。本文基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构建了一套新的政府信息公开量化指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信息公开水平的提升，不仅显著降低了本地区的空气污染程度，且表现出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信息公开主要通过强化政府环境规制执行效力与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两条路径来改善空气质量。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在环境治理中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异质性检验显示，信息公开的治理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政商关系“清白指数”较低的城市、数字技术水平较高的城市以及官员任期较稳定的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本文为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提升环境治理协同效能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在新时代经济转型与创新驱动背景下，创业者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本文基于战略领导力理论，构建创业者心理健康影响创业绩效的理论模型，并引入创新行为的中介机制与资源冗余的调节效应，揭示其作用路径。本文采用山东省创业者专项调研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结合双重实证策略开展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创业者心理健康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资源冗余对上述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即资源越冗余，心理健康对创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弱；第三，创新行为在心理健康影响创业绩效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该作用受资源冗余的显著调节。本文不仅拓展了战略领导力理论在创业领域的适用性，也为优化创业支持政策、建立创业者心理健康保障机制提供了实践参考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其中线上销售渠道的灵活价格给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核心——价格粘性带来了挑战，可能导致货币政策有效性大幅下降。然而，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宽松的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均导致线上销售的同比增速更大，与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理论预测并不一致。为解释这一现象，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线上、线下两部门的动态新凯恩斯模型，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对于线上销售和线下销售的刺激效果取决于价格粘性和搜寻成本两种机制的相对作用。一方面，与经典理论一致，价格粘性的降低会削弱货币政策对线上销售的刺激作用；但另一方面，面对需求的上升，线上销售的搜寻成本加速下降，导致线上销售增速更快。进一步，福利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减轻产出波动促使社会福利水平提高了6.54%，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增加对于产出的关注。本文的发现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数字经济时代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数字经济与公共治理融合背景下，公共数据有效治理是制度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本文基于数据监管方、提供方与需求方三方演化博弈模型，通过Matlab2024a仿真，分析监管收益（α）、供给收益（δ）、供给成本（η）、需求惩罚（μ）等参数对系统均衡的影响。结果显示：提高α、δ、μ有助于系统收敛至“高监管—高共享—高合规”的良性均衡；η上升会降低共享积极性，导致低效锁定；初始条件对收敛速度与均衡水平影响显著，凸显政策窗口期的重要性。本文创新之处在于将仿真参数与具象化制度工具深度绑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优化策略：通过财政绩效挂钩与声誉约束提升监管方总收益（α+ω+φ），依托收益分配机制与数据产品化设计强化供给收益（δ），借助共性技术平台与流程再造降低供给成本（η），构建分级惩戒与合规激励体系稳定需求端行为（μ）。本文回应了公共数据治理中的利益冲突与制度协同难题，为理解数据流通机制、制定精准治理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全球人工智能（AI）治理的多元实践呈现为三种基本模式：“家长式防控”（以欧盟为代表）、“守夜人看护”（以美国为代表）与“伴侣型监管”（在中国和英国均有体现）。通过法律工具与政策导向、行政监管结构、司法制衡机制以及地方实验与权力分配四个维度的比较分析，可以揭示出不同模式在价值取向、制度逻辑及创新-风险平衡策略上的差异。“家长式防控”强调通过强规制保障基本权利，“守夜人看护”侧重宽松环境以激励创新，而“伴侣型监管”则在政府-企业协作中寻求战略引导与有效规制的紧密结合。全球AI治理的实践尽管复杂多样，但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表现出上述三种基本模式的类似特征，因而可以纳入这一分析框架。在AI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具备协同导向的“伴侣型监管”正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路径，并对政府的专业化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研究不端行为的担忧推动了开放科学运动（Open Science Movement）的兴起，该运动旨在提升学术研究，特别是心理学和管理学领域研究的可复现性、透明度和诚信度。与其他学术规范和要求相比，开放科学框架为研究人员和其他从业者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度和功能齐备的网站平台，使用者可以相对灵活地进行预注册、材料共享等开放科学的实践。然而，人们对开放科学框架观点不一，既有文献也对其利弊有了一定的讨论。这些话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以改进并推动开放科学框架的发展

虽然传统可持续性模型（如一些国际组织提出的发展目标）注重环境与经济因素的平衡，但是这些模型对人力资本这一关键维度的考量仍显不足。本文通过整合大量研究成果，系统性地构建并剖析了“人力资本可持续性”（Human Capital Sustainability，简称HCS）这一长期被忽视的概念。本文从制度和管理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展开分析。在制度纬度，本文基于流行病学和经济数据的分析表明，不可持续的工作实践造成了惊人的社会代价——每年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工伤和死亡事件。这些现象与医疗保险覆盖不足、大规模裁员以及工作家庭冲突等风险因素密切相关。在管理纬度，本文通过对实验研究和实地调查的梳理发现，常见的薪酬激励政策乃至细微的职场环境因素（如同事间的失礼行为），都会对员工的认知能力、团队协作和生理健康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往往难以察觉，但可以通过客观的生理指标和绩效数据予以证实。两个纬度的研究结果凸显了将员工福祉置于企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地位的紧迫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前瞻性的研究框架，强调组织需要在长期可持续发展与短期压力之间寻求平衡，并应对人工智能应用、零工经济兴起和劳动力老龄化等新兴挑战。最后，本文主张采用更具前瞻性的工作系统设计方法，在保障组织高效运作的同时，实现人力资本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本文评估了在过去20年间（2005—2024），管理学研究如何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简称SDGs）。具体而言，本文比较了涵盖会计、金融、管理、市场营销与运营管理五大学科的18本国际顶尖商学与管理学期刊，以及专注于中国管理研究的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MOR）在SDGs关注度上的差异。本文采用三种人工智能工具扫描论文摘要，并评估其与17项SDGs的契合度。结果显示，自2015年SDGs提出以来的10年间，其相关研究显著多于此前10年，增长最为显著的领域集中在SDG08（体面工作与经济增长）、SDG09（产业、创新与基础设施）以及SDG16（和平、正义与健全制度）。在所分析的期刊中，MOR在SDGs相关研究方面表现突出，凸显了其在负责任研究（Responsible Research）方面的学术引领重要作用。基于负责任研究的理念，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在学术研究中关注全体利益相关者（而非仅限股东）福祉的重要性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在线医疗社区（Online Health Community，简称 OHC）应运而生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成为线下医疗的重要补充部分。在线医疗改变了传统的医患交流模式，使医患之间的交流从线下面对面的沟通转变为借助文字、语音等计算机媒介进行。在交互媒介变化的情景下，医生如何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服务以提升患者的诊后满意度，已成为当前的一个热点研究问题。因此，本文以文字和语音两种媒介为切入点，研究患者对医生回报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社会支持理论，本文构建了影响患者回报行为的理论模型。通过收集国内某在线医疗问诊平台的数据，以患者是否进行回报作为因变量，以医生的声音亮度、语音位置集中度、表情符号使用频率和语气的肯定程度作为核心自变量，建立逻辑回归模型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当医生发送文字信息时，语气越肯定，使用的表情符号越多，患者越容易对医生产生回报行为；当医生发送语音信息时，语音越集中，音色越明亮，患者越容易产生回报行为。在理论方面，本文从文本和语音两个方面探究影响医生信息传递和情感传递的因素，既丰富了社会支持理论，也揭示了医患在线交互过程中沟通媒介的作用和影响机制。在管理实践方面，本文的结论可以指导医生和在线医疗平台优化在线问诊服务的交互方式，从而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提高在线医疗行业的服务质量。

在工业 4.0 加速推进的背景下，自动化技术正深刻重塑制造业的工作场景，改变了员工的协作方式与任务分工。在这一新情境中，同事离职事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协作中断与信息配合障碍，但其对员工生产力的动态影响机制尚缺乏系统性的理论解析与实证检验。本文基于信息加工理论（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使用中国某重型装备制造企业 2019—2023 年间 333 名一线工人的月度面板数据（7 087 人月），并辅以补充访谈，采用混合效应不连续增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留任员工在同事离职后生产力先降后升，且在高自动化岗位，负向冲击更强、恢复更缓慢，显示出自动化加剧了离职带来的信息加工负荷与认知挑战。理论上，本文拓展了信息加工理论在自动化情境中的适用边界；实践上，本文为企业在自动化转型与员工流动并存的情况下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参考。